2009-09-09

[东十字阁/9月10日] 韩国金融监督院的事后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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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亨旭(金融部次长)choihuk@sed.co.kr

不久前几名记者曾就“哪里才是真正的神赐职场”展开争论。韩国银行、产业银行、韩国交易所、证券存托院等也被提及,但从多个方面看,结论集中到了韩国金融监督院。

理由是年薪高于商业银行,而且还是权力机构。几乎没有人力结构调整。即使离开金融监督院,也可以通过“空降”出任金融界监事等职位,筹备数亿韩元的退休资金。一句话,就是把民(民间)和官(官方)的好处集于一身。特别是它拥有金融机构的许可权、处罚权等综合监督权,被称为“金融界检察”,但即便管理、监督失败,几乎也无需承担责任。

1999年外汇危机责任论盛行之时。金融监督院在1999年1月20日提交国会的报告中,虽将金融监督不力等列为外汇危机的主要原因,却以监督体系分散为由,把责任推给了财政经济院等部门。2002年信用卡危机时也是如此。尽管韩国监查院发布称“金融监督机构因流于形式的监察而未能预防信用卡危机(2004年7月16日)”,但金融监督院并未表现出承担责任的姿态。

如今,KB金融控股董事长黄永基因在任友利银行行长期间造成天文数字的投资亏损而遭重罚,但金融监督院仍只急于自保。尽管黄董事长“蛮干”式的衍生品投资,正是在财政经济部与金融监督院高呼“东北亚金融枢纽”的过程中进行的。更何况,金融监督院在2007年6月对友利银行的综合检查中未能查出违规内容,却在今年6月的检查中指出其违反了风险管理规定,堪称“事后处罚”的典型。

在对黄董事长的处罚过程中,金融监督院也表现出与监督当局的生命——确保透明性与信任——相去甚远的面貌。金融监督院副院长李章英在4日0时10分已决定对黄董事长的处罚,却还谎称“尚未有任何决定”。

借此机会,除了追究黄董事长的过错外,国会、韩国监查院等也应出面,明确查清金融当局的责任。只有这样,疏于本职的事前预防职能、忙于事后补锤的金融监督院的行事作风才会改变。只要金融监督院仍专门“事后补锤”,我国经济就只能周期性地经历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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