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金融部副主编 崔炯旭 choihuk@sed.co.kr
“国内金融产业要实现更上一个台阶的飞跃,就必须成为‘生死攸关(Live or Die)’的博弈。也就是说,金融产业应当成为必需而非选择。”
韩国花旗银行行长河永九8日就部分人士对因全球金融危机而对培育投资银行(IB)等金融产业发展核心目标持怀疑态度一事,作出了上述表示。
他强调:“我国制造业虽强,但无法确定能占据优势到何时,因此必须强化服务业”,“服务业的核心正是金融产业”。不过河行长强调,应以此次全球危机为教训,“银行等金融机构必须在风险管理、盈利能力等基本面上扎实用功”。
他接着表示:“我国尚不具备东北亚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即医疗、教育市场开放、英语使用能力、专业人才等,短期内也无法解决”,“金融产业发展将需要很长时间”。
——您如何评价雷曼事件之后政府的应对措施?
▲我认为目前我国经济恢复速度快于其他国家,是因为政府很好地采取了防御手段(Defense measure)。政府对外币债券提供支付保证等措施得以给市场带来信任。所幸国内银行的资产健全性优于海外银行,资本也不薄弱。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适时推出,从而能够较好地应对金融危机。
——当时我国金融机构的应对能力如何?
▲金融方面此前也经历过危机。有1997、1998年外汇危机和信用卡危机的经验。通过学习效应,我认为相对较好地应对了危机。资产质量也不差,加上政府支援措施在适当时机推出,应对金融危机没有太大困难。
——在经历金融危机过程中,对于接受政府支援却在支援实体经济上吝啬的银行,批评颇多。
▲政府的支付保证和资本扩充方案给市场带来信任是事实。但实际利用政府保证的案例只有一件左右,资本扩充也仅停留在次级债层面。我个人认为银行积极响应了金融当局的政策。中小企业贷款延期等重要政策都已做到。
——全球金融危机给银行等金融产业留下的教训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就是必须扎实做好基本面。特别是风险管理很重要。既有信用风险,也必须妥善管理流动性风险和过度的价格风险。2004年至2008年美国大型银行的资产规模增加了80%,过度的资产增长最终意味着背负大量风险。国内银行也因重视规模增长和市场占有率,出现了“扎堆现象”。我国银行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ROA)几乎没有达到过1%,过度竞争如此严重,因此有必要强调盈利能力。
——薪酬问题不能不谈。也有说法称过高薪酬等导致的华尔街贪婪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
▲薪酬过高的问题基本上不在商业银行,而在投行一侧。我认为薪酬本身多与少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在确定薪酬体系时,公司是否承担了过度风险。以给股东带来负担为代价而扩大薪酬,我认为这是应当纠正的问题。至于薪酬本身是多还是少,市场会更清楚。
——此次金融危机中,英国、爱尔兰、迪拜等以金融产业为主力的国家大多陷入危机。因此部分人士对政府的金融中心战略提出质疑。
▲关键在于能否维持制造业的竞争力。迪拜的问题在于依靠全球流动性泡沫过度投资于房地产等,英国、爱尔兰也因没有制造业支撑而金融占比过高,因此在危机面前脆弱。我国即便以金融中心为目标,也应与制造业同行。我认为没有必要对培育金融业本身提出质疑。
——金融危机后出现不少说法称英美式投行模式已终结,应培育韩国式投行,您怎么看?
▲看欧洲的瑞银,与英美式模式也没有太大差异。投行在欧洲与英美是相似的。如果要培育投行,最终应以与这些全球投行竞争为目标。但短期内并不容易,需要很长时间。
有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都不容易,与投行竞争并立刻取胜更是困难。首先,国内投行要发展,国内市场必须扩大。也要重视人才培养。不过,日本有野村,但考虑到韩国的潜力,我认为即使需要时间,也能做得比日本好。
——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无节制的资产证券化及衍生品。
▲就衍生品而言,风险需要完善,但基本上应更加培育。掐断衍生品的萌芽是有问题的。我国银行主要依赖存贷利差,而盈利能力正在下降。最终只能依靠手续费收入。为此必须完善衍生品。今后证券化也应更多推进。在储蓄率下降的情况下,为填补不足的存款,将贷款资产证券化需要更进一步发展。
——金融危机前后,国际社会看待我国的视角有变化吗?
▲我国在危机状况下展现的增长率和转好,所有人都感到惊讶。我认为全球危机对我们可以成为机会。不过个人负债较多、中小企业竞争力提升等仍是课题。
◇ 简历
▲1953年全南光阳出生 ▲1976年首尔大学贸易学系毕业 ▲1981年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毕业 ▲1983年花旗银行首尔分行首席交易员 ▲1987年花旗银行韩国投资金融集团代表 ▲1998年财政经济部金融发展审议会委员 ▲1998年花旗银行韩国消费者金融集团代表 ▲1999年财政经济部规制审查委员会委员 ▲2001年韩美银行行长 ▲2004年韩国花旗银行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