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金融当局已定下方针,将追究KB控股会长黄永基任职友利银行行长时期的投资损失责任并予以重罚,由此引发争议。争论点在于,对依据经营判断作出的投资,能否在事后因发生损失而问责。更何况,这类投资损失是由谁都未能预料的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因此甚至出现了是否属于“靶向惩戒”的质疑。
据悉,黄会长在2004年至2007年担任友利金融会长兼友利银行行长期间,投资了债务担保证券(CDO)、信用违约互换(CDS)等衍生产品,但随着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结果出现了损失。据传,金融当局据此内部定下方针,将对黄会长作出停止职务的重罚。
无论理由如何,作为获得国民税金支援的金融机构最高经营者,若经营业绩不佳,道义责任难以免除。但有观点指出,对当时考虑经营环境、出于善意作出的投资,以及对其离任后因难以预测的市场变化而产生的不良资产追究责任,难以令人信服。引发争议的CDO和CDS投资的时点也在2007年3月之前,属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当时,追求大型化和投资银行(IB)化的韩国金融机构,事实上难以回避对衍生产品这一新型产品扩大投资。然而去年9月意外爆发金融危机后,不仅友利银行,其他银行也因衍生产品投资遭受巨额损失。连产业银行都曾权衡收购已破产的雷曼兄弟,可见当时进军投资银行业务的热度,友利银行的投资也应视为在这一大趋势下作出的。
以金融环境变化为由,对依据经营判断作出的损失事后问责,缺乏说服力。也并不存在规定要求接受公共资金支援的银行回避竞争、不得投资风险资产。事后追究责任亦违背责任经营、自律经营原则。10多年前外汇危机时,围绕外汇管理疏忽的责任曾有过争论,但法院曾判决不能对政策性判断问责。对已尽诚信义务的经营权行使进行事后处罚,缺乏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