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差的出生率冲击即将到来”“首尔正在老去”“低生育与狗崽价格”等各种标题,揭示出低生育、老龄化的严重性,情况不容乐观。这是否是因为生育问题被视为个人领域,而未能认识到它可能演变为致命的国家风险?如果说起初出生率下降并不显眼,那么在情况已经十分明显之后、这数年间试图应对的各种战略,难道都是白费?
社会与经济成本负担过重
这些疑问似乎找不到明确答案。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4.53人、1974年的3.81人、1983年的2.08人持续下降,2004年降至1.16人,为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2007年小幅回升至1.26人,但2008年又降至1.19人,生育率跌破1.0这一最坏情景被广泛议论,这就是今天韩国的现实。
低生育问题之所以严重地成为社会话题,源于我们社会因此必须付出的整体社会与经济成本负担十分沉重。潜在增长率下降、生产率减少、老年抚养费增加、社会各项系统(学校、国防)运营问题等,预计对国家经营各方面的连带影响过于巨大。虽然正在推进的各种应对低生育政策力图积极应对危机,但如今的现实对通过提高出生率带来改变并不乐观。人口金字塔这面巨大的窗玻璃正在不断出现裂痕。
政策效果当然不可能在短期内显现。即便如此,我们究竟忽略了什么、在哪些方面没有给予关注?本人认为,低生育问题的核心在于女性,必须严肃考虑鼓励生育政策在女性这一“客户”眼中并不那么有吸引力。就此而言,作为克服低生育的解法之一,实现两性平等与扩大工作家庭兼顾支持政策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但政府和企业的努力却与其重要性不成比例。
《自然》杂志援引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团队的结果指出,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生育率会重新上升,并以可衡量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为尺度,探讨了其与生育率的相关关系。HDI数值越高,生育率越上升,但韩国和日本等国出现例外现象:尽管HDI很高,生育率却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亟需构建女性经济活动基础设施
对这一现象分析出多种原因,但值得注目的结果是与女性经济活动相关的工作家庭兼顾社会基础设施不足。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不同,韩国和日本在生育养育期女性的职业中断仍在持续。女性参与经济活动今后仍将持续增加。既然如此,应对低生育的政策就必须伴随这一变化来探索,扩大工作家庭兼顾制度的政策应当果断引入并实施。在育儿负担仍集中于女性的情况下,无法期待生育。应扩大让希望工作的女性和在职女性可以放心托付的公共保育设施,加强对双职工夫妇的税制支持,激活生育后的休职与休假制度,确立弹性工作形态等。这类政策能让男性作为父亲的角色获得社会价值认可,从而形成健康的家庭文化。为了打破低生育这面窗,再次强调:了解生育者想要什么,并在政策上予以关注,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