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适用的最低工资经历阵痛后,于7月8日公告为时薪4110韩元。换算为月薪,按每周40小时计为85万8990韩元,44小时工作场所为92万8860韩元。其中不包括虽在逐渐减少但目前大部分企业仍按惯例支付的固定奖金和法定津贴(约27%)。若将这些一并计入,则将远超月100万韩元。适用最低工资的比例为全体劳动者的15.9%,预计256万名低薪劳动者将新获实惠。
工资水平分为由劳资自主谈判确定的市场工资和依法强制确定的法定工资。最低工资属于法定工资,因此雇主必须强制遵守。不遵守将被刑事举报。最低工资由劳方、资方、公益代表各9人共27人组成的最低工资委员会,以过半数以上出席及出席人员过半数以上赞成决定。作为最低工资的决定标准,法律上提出了劳动者生计费、类似劳动者工资、劳动生产率、收入分配率等,但劳方强调劳动者的生计费,资方强调企业的支付能力,因此其决定过程always伴随对立与阵痛。
正如劳方所主张,我国最低工资不足以支撑1名劳动者的生计费是事实。这在劳动者生计费调查(全体单身劳动者生计费月119万3597韩元)中也清晰体现。
另一方面,如雇主方所言,最低工资对企业支付能力构成负担,特别是对“边际企业”而言属于无法承受的水平,这一主张也有其合理性。一般来看我国企业结构,经营规模与弱小性之间存在密切相关性。占我国就业75%以上比重的100人以下小企业中集中了弱小的边际企业。这些弱小企业中,因无法承受最低工资而违反最低工资支付规定的企业层出不穷。特别是伴随倒闭而丧失就业机会的现实风险始终存在。
一般而言,作为劳动报酬支付的工资水平,下限以劳动者的“生计费”、上限以企业的“支付能力”为基准确定。但我国最低工资决定的结构性问题在于,工资水平难以如此正常地确定。
例如,边际企业所核定的工资同时脱离下限和上限的范畴,这就是现实。换言之,我国现实中的最低工资既达不到劳方主张的生计费,又超过资方主张的企业支付能力水平进行审议,因此这是一种劳资双方都在不满中必然引发矛盾的决定结构。特别是处于最低工资适用对象绝对地位的中小企业,在与大企业的两极化之中,既不足以满足劳动者生计费,同时又超出企业支付能力承受范围,在所谓滞胀(stagflation)工资结构下决定最低工资,具有结构性问题。
与劳动者生活相关的生计费成为最低工资决定的核心标准是理所当然的。但一般而言,生计的责任顺序为本人与家庭,其后才是国家,再其后是企业。因此,相比企业,国家被赋予对国民生计更优先的责任,不应将超出企业支付能力的生计责任全部转嫁给企业。相反,应在国家社会福利政策层面扩充劳动所得补贴税制(ERP制度)等,构建社会安全网,积极谋求生计责任的履行。唯有如此,在滞胀工资结构下企业才能生存,就业才能维持,成长发展的根基也不会丧失。
我国最低工资自1988年开始实施,在保护低薪劳动者、促进企业结构调整、防御国际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申诉等方面对国家发展贡献极大。认为连劳动者生计费都无法支付的企业应尽快清理和结构调整的想法,回避了处于两极化现象中的边际企业的现实,陷入理想论,有引发共同衰亡恶性循环的危险。因此,考虑到绝对承担我国就业的边际企业,在决定最低工资时,积极期待按行业、按规模等适用的灵活性与多样性,以及国家对这些企业的制度性支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