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旿锡院长
“若想靠出口热潮克服金融危机,恐怕得去找另一个行星。”
今年5月访韩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准确点出了韩国经济结构的局限。他洞察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失去一只翅膀(内需)的情况下,仅靠另一只翅膀(出口)是无法起飞的。
全球金融危机给韩国经济抛出了新的挑战课题:是陷入人均国民总收入(GNI)2万美元的泥沼、就此停止成长,还是以金融危机为跳板再度腾飞。经济专家们一致认为,金融危机后正在变化的全球经济秩序,对韩国经济而言将是难以再来的机会。只是他们指出,必须准确诊断与经济危机一同袭来的韩国经济危机状况并寻找突破口。韩国企划财政部第一次官许庚旭强调:“不应浪费全球衰退与危机局面。”意思是应把它变成推进被推迟的结构改革、发掘新增长动力的机会。
◇被民粹主义左右的财政=40.0%、46.3%、52.0%。这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的韩国2009年、2010年、2014年政府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仅在5年后,我国的负债将增至超过GDP一半的水平。全球经济危机后推行的景气刺激政策令人怀疑财政能支撑到何时。
专家们指出,如果国家负债是为了景气复苏而不得不增加的,那么与其纠缠于规模,更应设法提高财政效率。仁荷大学经济系教授郑仁教表示:“以政治目的为基础、被民粹主义左右的财政政策,将成为像美国加利福尼亚那样财政破产的回旋镖”,“如果我们也不纠正缺乏弹性、松散的财政支出惯例,不通过确保税收来强化财政余力,国家财政可能陷入严重困难。”
全球经济危机还要求修正韩国经济的范式。随着世界经济向保护贸易主义掉头,通过开放与竞争实现发展的模式被强加上强化监管、平衡消费与储蓄等新逻辑。一位前经济官员表示:“不能因为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陷入民粹主义、带上保护主义色彩,我们也跟着照做,那样可能在竞争中被淘汰”,“不应忘记我们还不是发达国家。”
◇就业两极化与社会矛盾=位于首尔麻浦区的双龙汽车营业所。进入7月后,来解约的顾客比来签约的顾客更多。因为自5月21日起持续的工会闭门罢工,即使签了约车辆也无法出厂。三星经济研究所调查的我国社会矛盾成本为GDP的27%。2002~2005年间人均为社会矛盾支付了5023美元。日本经营顾问大前研一诊断称,我国患上了社会成员之间丧失信任的“国民病”,并反问:“如果韩国企业离开韩国,工会要与谁斗争呢?”
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两极化。近来我国社会的两极化已超越收入分配的正当性,扩大到围绕正式职与非正式职的“就业质量”问题,制造出大量失业者。韩国企划财政部人力政策科长李相元指出:“非正式职的雇佣不安将加剧社会矛盾,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难以计算。”
◇必须重构产业组合=经过工业化时代,我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特别是主力产业信息技术(IT)以及汽车、机械、造船等重工业,拥有在世界上数得着的卓越竞争力,全球危机之后三星集团、LG电子的手机和现代汽车等正在提高市场占有率。
但内外现实并不容许我们享受这种局面。作为竞争对手的中国,在IT和造船等相当多领域与我们的技术差距仅为3~4年,已紧追至身后。中国在扩大人民币影响力的同时,在金融、贸易、资源等全方位培育名副其实的“大中华圈”之梦。日本企业正摆脱“失去的10年”衰退期,以IT和汽车为中心迅速恢复竞争力。
相反,我国企业在过去数年间未能进行像样的投资。仅以汽车为例,将引领下一代市场的混合动力车就远远落后于日本。
那么,摆脱长期低增长泥沼的方法是什么?答案仍是确保新的增长动力。即要寻找20年、30年后仍能赖以生存的新产业,重构国家整体的产业组合。就像三星集团近来进入生物产业那样,要不断寻找引领未来的机器人和尖端环境产业等“第二、第三个饭碗”。在这一层面上,政府提出的绿色产业这一话题为我们提示了新的方向性。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正是服务产业。美国早已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产业。我们同样无法仅靠制造业确保竞争力。为了在出口之外振兴另一支柱——内需,培育服务产业也是必然的。三星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长权顺祐表示:“应顺应变化的世界经济潮流寻找补充对策”,“当前最需要的是对内确保新增长动力、扩大内需市场,对外通过积极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确保竞争力。”
■ 专访KDI院长玄旿锡
“为扩充稳定的内需基础,需要制造业与服务业并行发展”
“为扩充稳定的内需基础,比起(对服务产业的)短期刺激措施,更应通过监管改革、纠正与制造业相比的歧视性政策、推进专业化等来提升竞争力。”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院长玄旿锡(见照片)16日开门见山地表示:“全球经济危机为我国经济提供了摸索出口产业与内需产业均衡发展方案的机会。”意即通过经济危机,一直以出口主导、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我国经济获得了平衡对内对外部门的契机。
玄院长表示:“在持续推进既有出口品类及对象国多元化努力的同时,有必要并行摸索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内需市场发展”,但他同时说明:“这并非对出口与内需作二分法处理,而是要提升相对于出口或制造业部门较为落后的内需或服务业部门的水平。”
他认为,当前韩国号最大的危机因素是企业不确定性增大。玄院长强调:“全球危机之后国际贸易萎缩,各国对保护贸易的支持正在增强”,“应坚持阻止保护贸易主义的积极态度,并按国际规范整备包括金融监管在内的各种法律秩序。”
他进一步强调,应通过提升金融产业等各部门的健全性,防止今后可能再次出现的各种危机论。即要把9月危机论、3月危机论等毫无根据的各种危机论带来的成本降至最低。玄院长表示:“在韩元国际化不足的环境下,除了稳定管理外汇储备和外债之外,还应持续努力提高企业部门与金融体系的健全性。”
他还表示,为了财政健全性,有必要重新考虑减税政策。玄院长说明:“在克服全球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财政赤字急剧增加,减税政策本身也有必要重新考虑”,“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时推进减税与缩减非课税减免,税收收入本身反而增加,但我们并未怎么缩减非课税减免。”他还补充说:“减税的负面效果是财政赤字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增大,正面效果是提高投资、劳动、储蓄等经济激励”,“应综合考虑(减税政策的)负面效果与正面效果,设定适当的政策方向。”
关于退出策略,玄院长表示:“短期内应维持现有水平的宏观经济政策基调,但要制定将流动性吸收到实体经济的方案。”他说:“为准备克服危机之后的阶段,有必要开始思考今后逐步使当前扩张性政策基调正常化的过程”,“最具代表性的是,应优先使购买银行债之类非传统方式的流动性供给扩大政策正常化。”
# 创刊策划连载顺序
[第1部] 地球村经济版图正在改变
1. 华尔街的胜者与败者
2. 中国梦想的“G2秩序”
3. 韩国,“解开2万美元的诅咒”
[第2部] 金融产业,新的危机与机会
[第3部] 培育资本市场,现在正是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