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限制及短时间劳动者保护法》(以下简称非正规职法)如今似已走出生死关口。虽仍不能排除国会议长动用职权提交议案的可能,但从此前经过看,这已是一场结束的比赛。余下的课题是查明修法为何失败,并在现行法将暂时施行的前提下制定补充对策。
仅把修法失败的原因归于劳动界和在野党的反对,或国会环境劳动委员会委员长秋美爱的强硬,是不够的。更应审视修法本身的正当性。当初为防止滥用非正规职,政府直接动用管制手段,这或许就是失误。但回过头看,2003年以后随着非正规职急剧增加和歧视实情被揭露,社会上形成了需要某种特别措施的共识,法律正是在此背景下制定的。
政府反而放大了大规模解雇风险
所幸在立法前后,非正规职的增加势头受到遏制,歧视状况也开始出现改善迹象。因此2006年的立法是一种社会选择,把使用期限制劳动者的期限上限限定为2年的方式,也应视为减少就业冲击的次优选择。
更大的问题在于,两年前制定的法律尚未施行就要修改,其逻辑依据和统计证据并不确切。况且“即便推迟施行或再延长1~2年,也不会有什么特别改变”的主张,比关于解雇大乱的警告更有说服力。
这不仅是逻辑妥当性问题,也涉及法治与市场经济原则。因为如果按政府要求修改法律,那些一直为法律施行做准备、合理改善非正规职雇佣关系的许多企业反而会受到“惩罚”。这是极不合理的结果。虽然7月1日起期限限制条款首次具有法律强制力,但严格说来,该规定早在两年前就已生效。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民间大企业没有出现解雇大乱,正是因为此前做了周密准备。而如今若修改法律,他们的努力便成了徒劳,钱也白花了。
作为修法主要依据的解雇大乱问题,也需要更冷静的判断。期限限制管制的意图在于纠正反复续签的合同惯例。法律施行的第一年,不得不就此前累积的长期合同劳动者是否继续雇佣作出决定。因此在期限限制生效的第一年存在大规模解雇风险,为将损失降至最低,需要政策上的补充。
社会安全网成本应共同分担
然而,反倒是政府带头抬高了修法预期,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大规模解雇风险。许多公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等到最后一刻仍在等待修法,情急之下先选择了解雇。
政府修法要求所包含的真实一面,在于仅靠法律无法解决非正规职问题这一主张。若不同时对大企业正规职劳动市场的僵化与高成本给出根本解法,政府即便想以法律消除非正规职也难以奏效——对此多数人都表示同意。
问题是何为既根本又实用的解法。部分主张的大幅放开解雇限制,在教科书层面有其妥当性,却缺乏实用性。因为我们社会尚不具备为修法而进行矛盾管理的能力,也没有能力承担支撑那种就业灵活性的社会安全网投资。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企业与政府应共同分担社会安全网成本。政府更需要认识到,通过复数工会与工会专职人员问题来寻求劳资关系柔性化的方案,也是一种替代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