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08

“韩国面临沦为被人指责国家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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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权委员会委员长安庆焕说出重话:“政权是短暂的,人权是永恒的。”

上月30日递交辞呈的安委员长,8日在首尔中区国家人权委员会举行的离任仪式上如此表示。

他在离任致辞中尖锐地表示:“大韩民国曾是让许多国家嫉妒和羡慕的自豪国家,近来却面临沦为人人指责的可耻国家的危机”,“在李明博政府时期担任国家人权委员会负责人的感受是,至少在人权方面,议题和意志都不足,几乎看不到沟通的姿态或努力”。

安委员长表示:“人权委员会因设立于2001年,便被所谓‘左派政府遗产’这种单细胞政治逻辑所困,人们忽视了这样一点——顺应国际潮流,当时无论谁是总统,这一机构都必然诞生”,“对于政府内部那些本应非常清楚人权委员会作用与国际社会潮流的高级公职人员,竟对明显以委员会为特定目标的报复性压制保持沉默、甚至带头行不义的令人痛心的现实,我实在无法掩饰深切的悲哀与屈辱感”。

安委员长还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对无力者的愤怒吝于抚慰、对贫苦者的叹息与泪水吝于承接的政府,不是正确的政府”,“人权不是多数表决。人权的本质在于通过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横暴,保障最低限度的人的生活”。

安委员长最后向职员留下话说:“人权之路没有终点站,请把‘政权是短暂的,人权是永恒的’这一万古不变的真理珍藏心中,各自磨砺胸中那把小刀,等待能够朝着苍天尽情舞剑的光明之日到来。”

以下是国家人权委员会委员长安庆焕离任致辞全文。

亲爱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同仁们,把人权奉为至高价值的国民们,我将从第四届国家人权委员会委员长的职位上退下,回归为一名普通市民。约两年八个月前的2006年10月30日,就在这个地方,我曾公开表示决心: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要履行法定的三年任期。然而请谅解,我未能守住当时的承诺,提前离开。

未能等到法律保障的任期届满日而决定提前辞职的理由,我已在6月30日递交辞呈时作了简要说明。再重复一次,这既是因为我深感对新政府成立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态负有重大责任,同时也源于一种强烈的愿望和忠诚——希望在政府支持下即将就任的后任者,能够获得契机,恢复韩国人权在国际社会中已严重受损的地位,重塑人权先进国家的面貌。

正如我最初在就任致辞中所说、并在每一个机会反复强调的那样,我始终抱持这样的信念而生活:人权既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左也不是右,既不是政治上的进步也不是保守,而是所有人日用的食粮、人类普遍的价值。我把这一平凡的信念视为作为国家人权机构负责人应当遵守的首要业务准则。因此我始终强调严正的政治中立,也要求与委员会处于“充满张力的伙伴”关系的市民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同时我还鼓励以同一标准和诚意向所有媒体提供资料并开展宣传活动,也亲自出面去做。

然而,我的这些信念与努力,在极端分裂与对立成为家常便饭的世态之下失去了光彩。撇开意识形态取向或政治立场,为使所有人活得像人、得到尊重、增进日常人权而倾注的努力,被政权交替期浑浊的政治气流所阻,无法向前迈步。在那种似乎有意回避对国家人权委员会设立依据、法定业务与权限作诚意理解的、无常识的批评、无视、偏见与扭曲的泥沼中,经受无法排解的愤怒与挫折的人,并非只有我一个。

我认为,离任之际把在职期间所积累的个人感想和盘托出,绝非公职者应有的姿态。“自己需要的是时间,眼下能做的只有沉默”这样的箴言我也听得很多。然而,有些愿望过于迫切,无法只是遥遥无期地藏在心中,因此我冒然想说几句叮嘱与呼吁的话。

正如我们所有人都自豪的那样,我国曾一度作为在极短时间内同时实现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增长的惊人国家,得到国际社会的评价。我们摆脱了压迫国民日常生活的军事独裁枷锁,发展成绝大多数国民得以畅享日常自由空气的国家。随着社会发展,人权的外延大幅扩展,正在向多样世界观与生活形态共存的宽容社会过渡。我们的这些成就,成为许多后发国家希望的明灯。

然而,曾让那么多国家嫉妒与羡慕的自豪国家大韩民国,近来却面临沦为人人指责的可耻国家的危机。我生动地记得去年7月访问故国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近乎脱口而出的令人震惊的坦白。“走到国际社会上,我为自己是韩国Saramin而感到羞愧。”这位联合国负责人的坦率告白,恐怕正是我国在国际人权版图上被记录下的现状。而把这一令人心酸的现实视为耻辱的政府官员和国民数量也不多,这一事实更令人羞耻。

我们的人权意识至今仍是过去那种对国民生命与身体直接加害的露骨人权侵害噩梦的囚徒,未能实现迈向真正先进社会所必先具备的意识先进化。人权的崇高价值不会因政权更替或延续而改变。政权更替是国民的选择。但国民绝不会选择人权的压制或倒退。如果不能把前任政权失政的遗产与顺应时代潮流而必然伴随的变化区分开来,就极易时时落入时代错误的反人权政策的诱惑。

以“先进社会”为旗帜、在国民压倒性支持下成立的李明博政府,到今天已一年半,仍被评价为优点尚未充分展现。作为国家人权委员会负责人的感受是,至少在人权方面,这个政府议题和意志都不足,几乎看不到沟通的姿态或努力。

去年1月,在新政府正式成立之前,为李明博总统五年任期内将推进的国政课题绘制蓝图的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为“纠正”人权委员会“过度提高”的地位,发表了要把法律上属于独立机构的委员会改为总统直属机构的计划,不仅招致国内人权拥护者的反对,也不得不面对国际社会的严厉警告。

由于是2001年设立的机构,人权委员会成了所谓“左派政府遗产”这一单细胞政治逻辑的囚徒,完全没有意识到:它是响应1993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而设立的机构;在通过建议决议之时,拥有国家人权机构的联合国成员国仅有五六个,而15年后的今天已骤增至120个国家——考虑到这些事实,无论谁当选总统,这一机构都必然诞生。正因为是如此对国际人权趋势迟钝的政府,今年3月底又在“高效运营”的美名之下,未经适当程序,强行缩减机构,从本质上侵害了联合国决议所采纳的独立性原则,从而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柄。

对于政府内部那些本应非常清楚国家人权委员会作用与国际社会潮流的高级公职人员,竟对明显以委员会为特定目标的报复性压制保持沉默、甚至带头行不义的令人痛心的现实,我实在无法掩饰深切的悲哀与屈辱感。

尽管我相信,无论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政府有多深的不满,在国际社会上最大限度地为本国、本国政府的立场辩护是公职者的本分,但对于这段时间发生的实在羞耻至极的事情,我已没有信心和面目在国际社会上为之辩解。不得不以“请求人:国家人权委员会委员长,被请求人:总统”这一法律形式向韩国宪法法院提出权限争议审判请求,也是立场越相异就越需要的政府机关间对话与沟通缺失所造成的悲剧。我相信,过去20年被称赞在制度上引领了韩国民主化的韩国宪法法院,会对国际社会正在关注的这一案件深思熟虑后作出裁决。

依照国际标准设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其职责并不在于在某一案件上把握国家整体的平衡。对国家权力的滥用与疏忽敲响警钟,这才是人权委员会本来的职责。代表所有国家机关,倾听弱者的呼声,并在此基础上向政府进忠言,这才是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本质任务。即便要冒着给强者与多数者带来些许不便的风险,也要通过保障弱者与少数者的人权来维持整个社会的平衡——这正是民主国家、人权国家、法治国家的本分。

对无力者的愤怒吝于抚慰、对贫苦者的叹息与泪水吝于承接的政府,不是正确的政府。人们常说,少数者的人权固然重要,但多数者的人权更重要。然而我认为,这类不满源于对人权本质省思的不足。人权不是多数表决。社会的所有机制本来就都聚焦于拥护多数者与强者的观点和利益。正因为这是人类世界的自然属性,人权的本质便在于通过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横暴,保障最低限度的人的生活。

我也要对媒体进言。正如“无冠帝王”这一流传下来的别称所象征的,在民主社会中媒体的权能实在强大。因此媒体应承担的责任也同样沉重。对影响众多读者的大型媒体而言更是如此。正如人权委员会的生命在于业务独立性,媒体的生命在于准确报道事实,这一点无人能够否认。即便在涉及特定媒体政治立场或利害关系的案件中,报道也必须以准确事实为前提,这既是媒体的基本良知,也是对读者最低限度的礼节。正如所谓“北韩人权”或“烛光集会”事件所显示的,对国家委员会法律权能的无知、误解、事实扭曲这类可耻的媒体行为应当被清除。

亲爱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同仁们,崇尚人的尊严的国民们,现在我要退下了。虽然时间短暂,但能在政治背景与哲学各不相同的两位总统在任期间,担任国际关注集中的独立机构首长,这份幸运是一般大韩民国国民无法享有的特权与祝福。只是,作为一次也未能向李明博总统作业务报告便离职的无能人权委员长而留在历史上,这一点我将作为个人的不幸与耻辱消化下去。但我殷切希望,这种不合常识的事情不再重演。

我恳切地向尊敬的李明博总统呼吁。希望总统尊重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所采纳的国家人权委员会设立与运营原则,倾听国际社会的忧虑。希望我的后任者能得到政府与国民的尊重与爱护,在克服过去8年委员会所犯的些许试错的同时,发展性地继承这期间取得的辉煌业绩。

我要感谢以毫不动摇的信任与关爱守护我的同仁们,并向因政府蹂躏委员会独立性而强行实施的暴举、仓促之间失去工作岗位的同事们表达深切的慰问与道歉。

我们都很清楚:人权之路没有终点站。我们也再清楚不过:“政权是短暂的,人权是永恒的”这一万古不变的真理。让我们把高远理想的火种珍藏在心底深处,毅然前行,走在孤独却坦荡的人权之路上。让我们坚定这样的信念:今天折磨我们的愤怒与痛苦,只是为了更光明的明天所经受的小小磨炼。让我们各自磨砺胸中那把小刀,等待能够朝着苍天尽情舞剑的光明之日。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和睦。谢谢。

2009年7月8日 第四届国家人权委员会委员长 安庆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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