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在开发时代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但压缩式高速增长的背后,却笼罩着堪称"违规史"的扭曲面貌。不仅在经济领域,社会各处的"法律与规则"也常常被无视。或许正因如此,从政府的问卷调查内容看,10名国民中有9人认为"金钱和权力比法律更强大"。70%的国民回答"法律并不公平",每3人中有1人认为"依法生活会吃亏"。
政策失去一贯性,降低了法律的可信度;对社会上层人士过错的双重标准执法,使法律的力量变得无力。韩国社会面临的法秩序危机,也正是信任危机、政府危机、国家竞争力危机。在盖洛普每年实施的调查中,韩国人的公共部门信任指数徘徊在最低水平。在韩国开发研究院(KDI)2006年实施的调查中,韩国国民对政府和政界的信任指数为3.2,低于对陌生人的信任指数4.0。这是令人悲哀的现实。
依靠劳动力和资本集中的经济增长已到达极限。目前需要通过培育遵守法秩序、廉洁度、透明性等社会资本来与发达国家竞争。然而社会矛盾阻碍了社会资本的形成,拖住了经济增长的脚步。李明博总统29日在广播演讲中也表达了惋惜:"我深切地感到,不克服政治和社会的矛盾与分裂,我国很难实现先进化。"
确立法秩序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设施。这需要在国民中形成"守法有利""法律得到公平严正执行"的共识才有可能。仅靠过去整齐一律的查处和惩罚等以管控为主的强压型硬件力量是不够的。如今已进入这样一个时代:能够深入国民内心、让国民乐于自行树立法秩序的"软实力"至关重要。
◇守法有利的社会=产业政策研究院(IPS)评估的韩国法秩序指数在66个国家中排在中间位置的第30位左右。这一结果源于不守法比守法更有利。据东亚研究院调查,通过非法示威使意见被接纳的比率为42.4%,约为合法示威(28.2%)的两倍。
如此一来,为实现自身利益的非法示威泛滥,由此造成的损失则完整地转嫁给整个国家、全体国民。外国投资者转身离去,国家品牌价值下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调查显示,2006年韩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潜力排名为世界第17位左右,但实际仅停留在第47位左右。FDI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为1.08%,大幅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4.56%)。阻碍外国投资的最大障碍是劳资关系(31%)。国家品牌价值也仅为351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7%,为日本的六分之一水平。在世界上排在第32位左右。
必须营造守法就相应有利的社会。若像现在这样只推行以"查处与惩罚"为中心的强压型政策,"不被抓到就没事"的认识便会蔓延。需要通过让"越守法越有利"来促使人们自觉守法的政策。发达国家早在1991年就引入守法项目,已成为全球标准。韩国也以地方自治团体为中心引入各种奖励等激励措施。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也在运行竞争法自律遵守项目,并正在制定通过"守法行为激励制(守法里程)"给予企业多样优惠的方案。比起鞭子,胡萝卜更能扩散国民自觉守法的社会共识。
◇金钱与权力在法律面前平等的社会=国际透明组织向企业人士询问公职人员廉洁度的结果显示,韩国的行贿指数在2002年21个国家中排第18位,2006年23个国家中排第21位,均处于最低水平。在世界经济论坛(WEF)调查的公职人员廉洁度排名中,韩国也仅在OECD国家中排第21位。
要让国民自觉遵守法秩序,社会上层人士的率先垂范极为迫切。必须通过对金钱和权力毫无例外的执法,打破"有钱无罪、无钱有罪"这种对法律的不信任感。政府确定了将从7月1日起新适用的行贿、背信、挪用等8种犯罪的量刑基准。其意图是按案件类型预先确定刑罚幅度,消除有钱无罪、橡皮筋式刑期、轻罚处理等争议,但仍需对贪腐犯罪持续查处并加强惩罚。对国民反感强烈的高收入阶层逃税者,也必须严正执法。只有让金钱和权力在法律面前放下身段,提高整个社会的透明性与可信度,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才会降低,社会信任也才能得以牢固。
对集会与示威以及基础生活秩序的执法也必须严正。对遵守法律程序的集会与示威以法律的力量予以保障,而对超出法律的非法集会,则亟需以展示法律力量的彻底执法。为奠定生活秩序基础,还需扩大遵守基础生活秩序法律的意识。
◇以政策一贯性与恢复信任强化软实力=据世界银行分析,发达国家致富过程中物质资本的作用仅为1%~3%。道路、港湾、机械等社会间接资本(SOC)所创造的资本仅占17%。其余80%属于看不见的资本,即社会资本。作为21世纪经济增长原动力的社会资本,通过▦确立法治主义▦制定防腐败对策▦确立市场经济原则等来积累。为化解社会矛盾,▦以权力分散为目的的内阁责任制与地方分权扩大▦政治改革▦激活NGO等也被列为必要因素。
确立法治主义以政府政策的一贯性和国民信任的恢复为前提。特别是在21世纪的水平网络时代,政府在强调确立法秩序的同时,比起单方面强推式的查处与惩罚,更迫切需要强化能够通过"倾听与共鸣"打动国民之心的软实力。
■ 看英国、荷兰确立法秩序的案例…
强有力的领导力与"妥协和共识"并行
迅速决断后果断执法…通过对话与合作达成社会大妥协
#案例1。"犯罪就是犯罪,而且仍是犯罪。"1981年伦敦南部黑人发生暴动时,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要求果断应对。她强调迅速、果敢的决策和果断的执法。虽然因改革政策遭到反弹而支持率骤降,但她贯彻了改革方案。
#案例2。"持续对话、持续合作,承诺必定履行。"1982年,荷兰经营者代表范宾与劳动者代表维姆·科克以人格信任为基础,在对话之后就"瓦森纳协议"达成一致。那正是荷兰"妥协与共识"的政治文化确立为传统的时刻。
在走向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立与矛盾是无法避免的副作用。地区、阶层、世代、理念之间的矛盾相互叠加,各集团纷纷争取自身份额,集体行动因而蔓延。经济危机的浪潮越高,集体行动越容易越出法律界限,最终瓦解法秩序。
要确立法秩序,国家领导力是绝对必需的。此外,还需要开展导出社会整合与共识、以打破法秩序危机局面的工作。
被称为"撒切尔主义"的撒切尔首相一贯政策基调的执行,被视为克服国家危机、奠定长期繁荣基石的代表性案例。撒切尔首相致力于克服妨碍经济活力的"英国病",即英国式社会主义。她以确立稳固的法秩序、鼓舞企业家精神、彻底引入市场原理为先。她明确提出"经济的成败取决于企业的成功,政府要做的是营造企业自由活动的基础"这一命题,并将小而强的政府设定为政策基本方向。
她表示"与执着于坏制度相比,尽早改革更好",通过迅速、果敢的决策加以变革。她向国民传达明确信息,制定缜密战略,正面突破危机。对反对意见则以逻辑说服并压制。由此使国民收入提高了两倍以上,奠定了作为欧洲第二经济强国的基础。
以社会大妥协克服法秩序危机的荷兰案例也值得关注。荷兰以各地区委员会为中心推进围垦地堤坝修筑工作。在此过程中得以积累水平合作文化。依照"持续对话、持续合作,承诺必定履行"的精神,明确坚守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原则。国会议员大部分骑自行车上下班,官僚铲除贪腐,彻底维持公正性与廉洁性。政治家把妥协能力作为最高美德,并进行合作,使经济政策能够不受政权更替影响而保持一贯。
确立法秩序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和国民共同参与的"妥协与共识"精神。首尔大学行政大学院教授洪准亨建议:"所有政策都与矛盾同行。不存在无矛盾(Conflict Free)状态","应当与矛盾相处,并为矛盾发生之后做好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