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社会中,无论喜欢与否,都存在所谓的“外汇危机学习效应”。
近来经济危机之后,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值下跌,国民反而在权衡买入时机,这就是一例。去年年末,政府为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会计账簿管理而人为压低汇率,一些企业和个人则为了捞一把而大量买入美元。政府为了全体国民甚至动用了外汇储备,而经济主体却将其当作捞一把的机会。这是因为在外汇危机时期已经学会了如何把危机当作机会来赚钱。
这种外汇危机的记忆在政策层面也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有人想直接沿用1997年使危机得以克服的政策手段。最近的结构调整争论就是代表性例子。股市等部分方面批评政府向中小企业供应巨额流动性,助长道德风险,并延迟了结构调整。
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张需要由政府主导的、人为而强力且迅速的“甄别优劣”。他们的逻辑是,如同外汇危机时那样,为了结构调整之后企业未来竞争力的增强,一定程度的就业减少在所难免。
但如今的情况与十年前根本不同。当时为了确保韩国经济的对外信誉度并吸引外国人投资,即使牺牲就业岗位,清理长期累积的大企业不良资产也是当务之急。相反,如今的经济危机并非源于企业不良,而是始于外部。
况且我国企业在过去十年中建立了常态化结构调整体系,体质比其他国家要健全得多。只要提供一时的流动性就能存活的企业比比皆是。这意味着企业结构调整像平时那样以债权团为中心,只需筛除在当前低利率或政府支援政策下仍无法维持的边缘企业就足够了。其他国家不是已经不惜用直升机撒钱,一心一意保护本国企业了吗。
当前摆脱危机的首要课题不是结构调整,而是扩大就业。就业大乱必然引发阶层矛盾、家庭崩溃、犯罪增加等诸多社会问题,以及消费减少导致的景气衰退加速、金融稳健性恶化、企业倒闭增加等后果。既然经济危机的原因不同,处方也应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