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活跃经济而下调公定利率、扩大货币供应、放宽管制。”这是金泳三总统1993年3月19日通过特别经济讲话公布的“新经济100天”的核心。
为何是“新经济”?为了实现差别化。以终结军政而自豪的文人政府格外执着于“新”。甚至抛弃了自1962年开始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延长线上的第七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冠以“新经济五年计划”之名。文人政府最初构想的新经济骨架是改革。侧重财政与税制、金融、经济行政管制、教育、意识等5个领域改革的新经济五年计划起点原定1993年3月,后推迟至6月。
推迟原因是整体经济困难。在以新经济100天克服高物价、房地产暴涨、出口不振并进入中长期经济运营的目标下,政府放松货币、下调利率。在积极的刺激政策下,韩国经济1994年增长8.3%,次年增长8.9%,一路高歌。海外环境良好,被高估的日元也为出口活力助力。
与新经济100天同时提出的人均GDP 1.5万美元、贸易规模4000亿美元等各种玫瑰色指标似乎也进入视野。1996年还加入了富国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但过度的放宽管制、过剩投资和刺激经济,使新韩国号陷入IMF这一泥潭。
问题在于,不只文人政府,从第六共和国到国民政府,都在政权初期着手刺激、后半期承受后遗症,这一模式反复出现。实用政府更甚。从超大型国策项目工程、公务员工资冻结,到财政膨胀与外汇储备减少,都与文人政府极为相似。历史果真会重复吗?令人畏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