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3-04

[时论/3月5日] 陷入全面信任危机的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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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广播相关法案的处理,朝野戏剧性地达成了协议,本以为国会将恢复正常,却又在金产分离法等的处理上再次形成对峙局面。令人担心的是,照此下去,连在广播相关法上达成的协议也无法履行,政局将走向无休止的对峙。

有人因此批评国会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招致国民的不信任。然而,今天遭受不信任的不只是国会。行政部门也遭到不信任,司法部门亦然,被称为政府“第四部门”的舆论界同样如此。可以说,今天的大韩民国正饱受整体性不信任之苦。

连“改革”口号也不再相信的国民

行政部门遭受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所当然的。回顾起来,自金泳三总统以来,所有总统都以“政府才是问题”式的“政府不信任”和“改革”为旗号而当选。要当总统的人首先打出“政府不信任”的旗号,宣称“要改革政府”而成为总统,却没有任何改善,这就是民主化以后我国政治的现实。国民不仅不再相信政府,连声称要彻底整治政府的政治人物也不再相信。

老练的政治家金泳三总统和金大中总统毕竟还尊重国会。但把自己定位为体制外人物的卢武铉总统,比起国会这样的体制内政治,更喜欢与国民直接沟通的政治。卢武铉总统的这种尝试也曾一度发挥效果。但凡事都把体制内势力逼为“不义集团”的这种独特政治,终究遭到强烈逆风。在此过程中,总统本人被漫画化,总统这一权威本身也随之失坠。

以成功企业家自居的李明博总统,并不掩饰其对官僚社会和既有政治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宣布不信任官僚社会和既有政治,却又期待他们的支持,是愚蠢的。既然宣布了对官僚社会和既有政治的不信任、难以获得其支持,那么可倚靠的只有国民。然而被傲慢所困的青瓦台及其亲信们未能领悟这一点,等到迟迟醒悟之时,列车早已远去。

如果政府与政治正饱受整体性不信任之苦,那么处于能够消除这种不信任、把国民凝聚起来引导国论地位的,正是舆论界。如果舆论能够代表民意,舆论便能缝合分裂的政治与社会。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舆论自身必须客观中立,至少要获得反映大多数国民意见的评价。然而我国的舆论似乎已经丧失了这种信赖。国民如今把报纸和广播视为派党政治的延长。正如政治分裂,舆论也分裂,这是知者皆知的事实,情况如此,舆论要反映民意以治愈不信任与对立,从根本上就不可能。

对政府与政治的不信任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很难找到政治领导人获得国民全面信赖的国家。但我国的问题在于不信任的程度之深。

舆论应缝合分裂的社会

原因想必有多种。随着信息流通与生产变得自由、生活水平与教育水平提高,国民对政府具有了批判性视角,这或许也是一个方面。国民的取向与需求已趋多样,而政治仍停留在陈旧的零和博弈,这也在助长不信任方面起了作用。国民期待太多、政府承诺太多,从而使双方都不幸,这也是一个侧面。国民已进入21世纪这一“后现代”,而政府与政治充其量还停留在20世纪的“现代”,这种现象或因此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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