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2-13

“模仿富人”反使生活质量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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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参加一项必须选择一种世界来生活的实验。在实验中,如果选择世界A,你将居住在300平方米的住宅里,而其他人居住在500平方米的住宅里。如果选择世界B,你必须住在300平方米的住宅里,而其他人则居住在200平方米的住宅里。一旦选定两个世界中的一个,住宅面积便不再改变。你究竟会选择哪个世界?

身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教授的作者公布了实验结果:参加实验的大多数人选择世界B。选择世界A的话相对而言所有人都能住更大的房子,为什么人们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呢?

原因在于“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作者将相对剥夺感等此前被边缘化于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外的情感要素正式引入研究,并以“情境(context)”和“价值评价(evaluation)”这两个概念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中的相对剥夺感。作者表示,对方的情境与价值评价会形成引发消费者需求的日常品质认知,并由此引发需求,因此不可能成为边缘性概念。

作者分析认为,若抛开相对剥夺感这一情感因素,便无法解释造就赢家通吃社会的新自由主义之底层逻辑。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富豪巨大而华丽的避暑别墅,确实会影响中产阶层的消费。他解释称,当一个社会的收入增长大部分归于顶层少数人时,就会产生连锁性支出,最贫穷的市民最终也会受到影响。

中产阶层若要持续提高消费水平,只能更多地工作,或者不储蓄而举债。作者把这种消费模式称为“地位性消费(positional consumption)”。为了住上更宽敞的房子而在上下班上耗费一个多小时就是典型例子。为了扩大住房面积,中产阶层搬到离工作地点很远的地方,通勤时间随之增加,睡眠时间也不得不减少。此外,地位性消费一旦盛行,中产阶层支付公共服务所需财源的意愿便会下降,国家公共服务水平的下滑难以避免。

作者论证了1980年代里根政府和2000年代布什政府作为供给主义经济政策之一的减税,其好处主要归于富裕阶层。他还强调,这类政策使美国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社会福利缩减导致中产阶层生活质量恶化。

那么,要阻止让所有人受损的支出竞争、改变赢家通吃的未来,应当怎么做?作者提出,在个人层面,若考虑闲暇、健康、家庭关系等进行非地位性消费,会幸福得多。在国家层面,为改变为地位竞争而支出的动机,他建议将现行以所得税为中心的税制改革为以消费税为中心,并按消费额设定非常陡峭的累进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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