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2-05

[金英容教授的生活经济学] 理想的福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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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社会,对福利国家的渴望都很强烈。将建设福利制度完善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作为最高目标的知识分子也很多。当然,建设福利国家是可取的。但问题也很多。今天就来看看福利制度都有哪些,是否存在问题,以及什么才是理想的福利制度。

福利制度首先包括:在市场完成收入分配之后,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对收入分配进行修正。如韩国的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度、韩国国民年金与健康保险等社会保险、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服务等。其次是政府直接介入被其归类为福利政策对象者的收入决定过程,以实现其所期望的收入分配。最低工资制、价格支持政策、公共租赁住房政策等属于此类。

福利政策基本上以温情主义(paternalism)为基础。即为了收入达不到一定水平的穷人,政府通过税收或对商业活动的管制来谋求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由此可能引发全社会需要承担的成本问题,以及人们工作诱因下降等问题。若程度严重,甚至可能陷入所谓“福利病”的泥潭,使整个经济倒退或走向崩溃。

价格通过履行信息传递功能、诱因提供功能以及收入分配功能,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信息传递功能是指价格向各经济主体传播供求变化状况的功能;诱因提供功能是指使各经济主体认知价格变化所意味的市场状况变化并加以应对的功能。此外,各经济主体所获得的收入,是生产商品或服务所得收益减去为生产而投入的成本;收益由对我们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土地、建筑及其他资本品——的支付构成,而这又取决于各自所拥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市场价格。

在价格的资源配置功能中,人们感到不满的是收入分配功能,而不满主要集中于特定个人所拥有生产要素的种类及其数量。若深究不满的根源,其中存在一种认识:自己所拥有生产要素的种类,与自身的能力或选择无关,而是由他人的选择或某种社会因素决定的。当然,这种情形并非完全不存在。

但个人持有何种生产要素及其程度,是机会问题,也是自己或他人选择的结果。天生具备怎样的智力能力和身体健康由机会决定,而依据这种机会如何发展天赋能力,也同样是机会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自身的主体性选择起着重要作用。从事何种职业、如何组合使用资源、进行何种冒险、是否为享受今天而牺牲明天,全都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而收入也随这些选择而不同。也就是说,自己的收入并非仅由他人的选择决定,自身的选择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价格正是引导这种选择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

福利政策的特征在于,把价格的收入分配功能与信息传递功能及诱因提供功能分离开来。即让价格承担信息传递和诱因提供功能,而由政府承担收入分配功能,从而在实现生产最大化的同时达成平等的收入分配。

然而福利政策的难点在于“分配方式决定生产”。人们会多么努力工作、会从事多么危险的工作,取决于产出如何分配。如果努力完成艰难工作的成果的全部或部分不归自己,人们工作的诱因将大幅减少。

也就是说,若由政府承担价格的收入分配功能并把重点放在收入再分配上,信息传递功能和诱因提供功能便无法一并运作,生产会大幅减少。价格的三种功能并非可以分离,因此认为即使政府对收入再分配给予很大比重,生产仍能维持原状或增长,是一种错觉。

福利政策是最难达成最初预期效果的领域之一。因为其本身大多不是生产性的,而是消费性的。此外,在民主社会中福利政策的受益者也拥有投票权,因此福利支出会持续扩大,从而压迫经济。但即便如此,出于必须保障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者以及虽努力工作仍贫困者的最低生活,现实中也无法废除。在政治层面更是如此。

为了福利政策的可持续性,重要的是将其设计为不对生产造成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应基于充分考虑福利政策所带来的人们工作诱因等人类行为的经济逻辑来设计。福利政策不可避免地要求在效率与平等之间妥协,但只有在不严重损害生产率的范围内实施,才不仅能够持续维持,也能保持社会的健康。

当然,不严重损害经济的范围无法以科学方式精密界定,但可以研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负所得税率。负所得税率是指,按个人或家庭计算,在低于最低收入的差额中政府补助金额所占的比率。若差额为100万韩元而政府全额补助100万韩元,则负所得税率为100%。若负所得税率为100%,越不工作政府补助额越大,因此工作的诱因减少。达不到最低收入的个人或家庭若更努力工作多挣40万韩元,政府补助金便减少40万韩元,因而不会产生努力工作的诱因。因此弗里德曼曾提议将美国所得税的最高税率50%作为负所得税率。

◇负所得税率(negative income tax rate)=按个人或家庭计算,在低于既定最低收入的差额中政府补助金额所占的比率。若差额100万韩元而补助100万韩元,则负所得税率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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