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2-04

[投稿/2月5日]首都圈政策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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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丁若镛早在《茶山论丛》中就批评了18世纪的社会制度与行为。其中关于土地制度和士人角色的论述,对当今韩国颇具启示。茶山当时希望全国800万国民能均等拥有土地,对岭南崔富豪与湖南王富豪拥有的万石田产写道:“损害3990名国民的命脉,只使一家获利。”接着他对士人说:“士人为何不动手脚,却吞食土地所产之物,靠他人之力而食?”指出不可只读书,而应努力自行谋取衣食。

不可用首都圈与非首都圈的二分法思维

把实用学问刚兴起的18世纪与当下现实相比或有勉强之处。但就业岗位创造问题与财富集中问题,似乎古今未变。现政府、国会与地方自治团体也放不下这一苦恼,与200年前的情形颇为相似;考虑到就业岗位创造与偏重首都圈的地区内总生产(GRDP),政策需要温故而知新。通过GRDP观察经济集中度(以2005年为准)在全国中的占比,首尔为22.8%,仁川为4.6%,京畿道为20%,可见首都圈在国家经济中占据绝对比重。

在这一时点上,即便不引用茶山之言,也不会有人否定均衡发展与就业岗位创造。但同时,要在当今首都圈的作用、地方的共同发展与国家竞争力强化之间找到重心,也并非易事。有必要在抑制人口集中、均衡开发、环境保护相协调的范围内,按市场经济原理转变首都圈管制框架。现在正是重新确立首都圈政策大范式的时候。

首先应摒弃首都圈与非首都圈这种二分法式、气球效应式的逻辑构建以及消耗性的政治争论,应探索能使首都圈与非首都圈实际共同繁荣的合理政策方向。依托首都圈的经济溢出效应(spillover-effect)推动地方发展同样必要。持续40多年的首都圈集中所带来的政策苦恼,如今却拖住国家发展的脚步、成为国民矛盾诱因,这一现状令人惋惜至极。

对于重叠管制,应通过切实具体的现场调查加以梳理;对指定已失去意义的地区,赋予新的环保型土地功能,以合理、有计划地管理首都圈,从而改善总量管制的局限。与此同时,对首都圈以外地区,应从均衡发展角度,通过税收与金融制度及财政支援强化实质性激励,并扩大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从而切实有效地推进首都圈与地方共同繁荣的双赢战略(win-win strategy)。

应改变管制、着手均衡开发

伴随政府第二阶段地区发展战略,预计将创造96万个就业岗位的绿色新政政策(四年投入50万亿韩元)等,以及振兴地区经济、创造新岗位、扩充财政基础、改善企业的地区选址条件、培育地区成长据点、支援核心产业等面向地方发展的政策方向,可以说都是地方发展的重要政策方向。只是在现阶段,需要的不是划分首都圈与非首都圈的二分结构,而是以各地区特色化为前提的“韩半岛竞争力强化项目”“韩半岛地区特色化战略”。为此,必须以合理改善首都圈管制及切实的首都圈城市成长管理政策(Urban Growth Management Policy)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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