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近日表示,通过我国经济的“新成长愿景”,设定了到2018年在绿色技术产业领域创造89万3000个就业岗位的目标,并将核电站成套设备作为新的出口项目加以关注。
同时,韩升洙总理在第255次原子能委员会会议上强调“作为低碳绿色增长核心支柱的核能作用的扩大”,并叮嘱政府层面为确保核电出口这一新增长动力、为经济活力作出贡献而给予关注与支持。
笔者基于在核能领域的长期实务经验,结合政府层面的核能出口意志,提出制定核能出口战略的先决课题与解法。
出口主体与对象需战略性选择
第一,必须通过核能产业结构调整,切实改善“核能出口”缺乏主体(Vendor)这一现实局限。韩国原子能研究院、韩国水力原子力株式会社、韩国电力株式会社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教育科学技术部、知识经济部等,在缺乏核能出口战略思维的状态下只作纸上空谈,如今在多处已显现出疲态。要实现核能出口这一目标,首要课题是协调教科部与知识经济部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利害关系。
第二,是确定出口对象。必须决定选择并集中于教科部下属韩国原子能研究院开发并推进出口的一体型中小型反应堆(SMART),还是知识经济部下属公企业韩国水力原子力株式会社主导的1400兆瓦级反应堆(APR1400)。然而,作为决策方的政府似乎至今仍在推迟先发性的决定。
第三,是缺乏能够衔接研发者与业主的人力和组织。据悉,知识经济部就上述包括核能出口在内的核能产业结构调整事宜征求相关学者的咨询意见。当然,听取包括利害当事方在内的多位专家建议,可以中立、客观地分析和评价相关机构。但问题在于,看起来缺乏能够就出口方式和结构调整得出合理结论的客观经验。
仅就上述意见来看,政府仅因“中立”这一理由,就委托对出口和结构调整缺乏充分经验的相关学者提出面向世界市场的高难度出口方程式解法,实在有些勉强。面向世界市场的核能出口与核能产业结构调整,只有在引导实务经验丰富的专家自发、爱国地参与时,才可能得出实用性高的解法。
政府所设定的核能出口目标,必然有其对象和竞争者。笔者曾无数次听到,运行着20台核电机组的我国,核能出口的最大障碍是美国的许可(License)。但以经验来看,这实在是难以理解的辩解和借口。德国、法国以美国许可在本国仅建设一台核电机组后,便立即实现核电国产化,并将其培育为国家级成套设备出口产业。尽管如此,在作为美国最大盟国之一的大韩民国,仍有一些国籍不明的核能界从业者动辄提“韩美原子能协定”,成为出口的障碍。
仅靠创意指数(CQ)低下的核能界自称意见领袖和保位型政府官僚,是不可能找到核能出口答案的。应当把2009年打造为富有创意、锐气十足的能干专家完成核能出口竞争体制的时期。核能产业结构调整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由什么样的人才来填充。
若以模拟式出口方式去应对数字化出口市场,可能成为世界性的笑柄。有核能出口经验的先进国家专家引用圣经中“出征的基甸军队人数太多,上帝一再筛选,最终挑出三百人救了整个以色列”的经文,来说明战略制定的重要性。
人力应以实务经验型人才为中心
如果确信在李明博政府创造数千、数万个高级岗位的方案中核能出口将占据重要份量,那么就必须对核能产业界及政府相关部门和下属机构中怠惰、只顾保位的人员采取结构调整这样的果断措施。
核能相关产学研从业者和政府部门官僚应当清楚记住李明博总统的新年演讲:“让我们把世界性经济危机用作改变国家体质的改革机会。我们社会所有主体都应以自我牺牲的决心自发参与改革,这不能有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