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这一概念本身乍看只是环境问题。但一进入气候变化谈判,情况就不同了。它已被视为经济与国家竞争力问题。温室气体的减排对象与方式(规则)决定着企业、国家的未来竞争力,尤其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全球环境规制,正对企业构成巨大负担。
欧盟(EU)等已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把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不仅适用于区域内产业、企业,还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产品。意即“想出口,就得符合欧盟提出的环境规制框架”。
三星地球环境研究所责任研究员朴赞宇评价称:“国家间在气候变化谈判上的真正较量将从2012年开始”,“已亲身体会到温室气体减排冲击的欧盟和日本等,为掌握2012年之后的主导权已做好万全准备。”
◇日益收紧的全球环境规制=在欧洲行驶(进口)的汽车,每公里只能排放130克温室气体。虽设有宽限期,但自2012年起每超标排放1克温室气体征税20欧元,自2015年(每公里125克)起征税95欧元。
对不减排温室气体国家的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的讨论也在推进。欧盟还以电气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指令(RoHS)、除农产品外全部产品的化学物质管理制度(REACH)等环境规制牌施压韩国企业。
这并非只是欧盟的问题。美国(得克萨斯州废旧电子产品管理法案等)、中国(电气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指令)、日本(电气电子产品化学物质标示)等也在凌厉地挥出环境规制之刃。至少在环境领域,规制的锁链正在全球范围内相连。
围绕温室气体的规制并不止于此。在金融领域,应对气候变暖已成为投融资的判断标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UNEP FI)等全球317家大型投资机构签署了碳信息披露项目(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决定根据应对变暖的程度来决定对企业的投资与否及规模,并要求全球2400家企业公开碳排放信息。
对企业而言,局势正走向不得不努力减少温室气体的状况。有分析认为,即便自2013年起减排温室气体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失败,以欧盟等发达国家为中心的环境规制也必然出现,其依据正在于此。
◇抢占规则……毫不让步的战争=随着环境规制压力加剧,气候变化谈判如今已演变为抢占规则(Rule)的战争。欧盟和日本依据1997年出台的《京都议定书》,成为温室气体第一次强制减排(2008年~2012年)对象,并借此积累了碳规制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实力。
它们以此为基础应对下一个体制,即“后京都议定书”(2013年~2018年)。相当于已热身完毕,并按第二个温室气体减排期重新整备社会经济体制。相反,韩国等发展中国家既未受过碳规制的冲击,对其将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也很迟钝。
为掌握主导权而提出的战略也不同。欧盟制定了以碳排放权为中心维持碳金融市场主导权、引领变暖相关业务的计划。截至2007年底,欧盟区域内排放权市场(EU-ETS)规模达600亿美元。
相反,日本以京都议定书谈判失败为经验,正努力推动能发挥其比较优势“低碳·绿色技术(GT)”强项的规则。它提出的不是按国别减排温室气体,而是减排钢铁、水泥等特定产业领域温室气体的“部门法(Sectoral Approach)”,意图以技术决胜。
◇加入大联盟……对策是GT=韩国政府也判断无法躲开全球环境规制之刃,正制定积极的应对战略。“碳规制社会”并不仅限于“后2012”,而必然是长期性的,因此与其留在小联盟,不如加入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大联盟,以低碳·GT为基础,既应对温室气体减排,也培育绿色产业竞争力。
除年内公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值外,还将决定对企业的温室气体减排方式采取强制性还是自愿协议等。并决定将自愿碳市场与配额市场挂钩运营,为塑造企业环保形象引入碳标签制度,并发布气候变化领导力指数等。
不过业界担忧,政府的积极应对可能反而导致企业竞争力丧失。一位大企业相关人士指出:“若以配合国际协作为名引入强制配额方式,或固执于碳税等,就会有问题”,“这等于让已受全球规制的企业再加上国内规制。”
知识经济部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全球环境规制与竞争同时推进,因此应推出适度力度的政策”,“需要培育低碳·GT的竞争力,并努力扩大节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