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1-04

90%非正规职“因非正规职法而就业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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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ul Economic Daily与韩国调查公司(Hankook Research)联合实施的此次就业民意调查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非正规职劳动者对“非正规职保护法”的评价反而更为负面。

在被问及非正规职保护法对就业的影响时,受访非正规职劳动者中59.4%回答“企业解雇非正规职,使非正规职连现有岗位都难以保住”,32.0%回答“企业减少招聘,岗位随之减少”。而“有助于非正规职转为正规职(5.5%)”“有助于非正规职就业稳定和待遇改善(2.3%)”等正面回答仅为7.8%。也就是说,每10名非正规职中有9名认为,非正规职法实施后,企业因转正压力而不再续签合同等,反而加剧了非正规职的就业不安。

正规职劳动者中,认为非正规职法实施带来的副作用更大的比例也高达86.6%,包括非正规职遭解雇(54.8%)、岗位减少(31.8%)等。相比之下,非劳动者群体中负面回答仅为57.7%。可见与自营业者、家庭主妇、学生等非劳动者相比,在一线企业工作的劳动者更切身感受到非正规职保护法的副作用。

与最初的政策意图不同,非正规职法引发了就业不安,对于政府推动将现行2年的非正规职使用期限延长至3~4年左右的方案,全体国民中46.2%回答“赞成”,高于“反对(34.6%)”。

作为当事方的非正规职中,“赞成(43.6%)”的意见也多于“反对(38.1%)”。这似乎是因为非正规职认为,比起转为正规职或改善劳动条件,眼下即便是非正规职也要先保住岗位更为紧迫。不过,在一旁目睹非正规职辛酸的正规职中,“反对”为46.7%,“赞成”为38.8%,因此劳动者整体上“反对(45.2%)”的意见多于“赞成(39.7%)”。

但在非正规职政策方向上,意见则势均力敌。这被解读为,国民在现实中急需创造就业岗位与长期应减少非正规职这一大义之间存在纠结。关于理想的非正规职政策方向,“即便非正规职增加,也应放宽企业监管以创造就业”占44.4%,“为劳动者长期就业稳定而减少非正规职”占44.0%,两者接近。

与全体国民的这种情绪不同,劳动者中认为消除非正规职歧视(49.7%)比创造就业(40.1%)更重要的回答略多。在劳动者中,非正规职的两项比例分别为43.5%和43.9%,大致相当;而正规职则认为减少非正规职(50.9%)比创造就业(39.4%)更为必要。

在非正规职增加的责任归属问题上,回答依次为政府(39.9%)、企业(26.6%)、正规职工会(14.2%)等,认为需要政府出台对策的意见较多。尤其在非正规职中,回答政府的比例达48.5%,高于总体。

另一方面,调查显示公众并不认同财界所主张的“企业因对正规职的过度就业保护而偏好非正规职”。认为非正规职增加的责任在正规职工会的回答,正规职中仅为12.7%,非正规职中也仅为10.1%。

“以分担痛苦渡过危机”

此次就业相关调查中,认为应以国民分担痛苦来突破就业大乱危机的意见较多。

调查结果显示,在被问及“是否引入工资峰值制,即劳动者到一定年龄后削减工资,换取雇用保障至退休年龄或延长退休年龄的制度”时,赞成(73.9%)意见远多于反对(15.8%)。即每4名受访者中有3人赞成。劳动者中73.7%赞成,与全体国民意见差别不大。

赞成引入工资峰值制的回答在50岁以上(50多岁78.0%、60岁以上77.7%)、事务ㆍ管理ㆍ专业职从业者(77.3%)、对国政运营给予正面评价者(78.8%)中相对较高。相反,反对意见在19~29岁(22.6%)、销售ㆍ营业ㆍ服务业从业者(22.0%)中相对较高,显示出各代际、各职业的利害关系不同。

此外,关于是否引入“冻结或削减现有劳动者工资,以换取不裁员或增加新招聘的工作分享制”,“赞成(81.7%)”远远超过“反对(9.3%)”。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工作的劳动者中赞成比例为75.9%,低于非劳动者(84.3%),但多数仍表示赞成。

总体而言,赞成回答在40岁以上(40多岁87.2%、50多岁87.5%、60岁以上87.0%)、农ㆍ林ㆍ渔业从业者(89.2%)中相对较高。相反,反对回答则年龄越低、学历越高相对越多。

同时,10名劳动者中有7名认为,当自己所在公司遭遇危机时应共同分担、合力渡过。在被问及“若因公司状况必须裁员或削减年薪,认为哪一种更好”时,回答“不要裁员,应削减年薪”的比例为69.4%,远高于“不要削减年薪,应裁员(18.2%)”。

回答“应裁员”的比例在年龄越低、学历越高以及员工300人以上的企业中相对较高。这被解读为,这些受访者判断在经济萧条或公司危机时自己不会成为裁员对象。相反,回答“应削减年薪”的比例在年薪越高、学历越低以及员工31人以上、不足299人的企业中相对较多。

“公共企业应裁员”56%

调查显示,韩国国民一方面认为应增加街道清扫等公共部门岗位以缓解就业不安,另一方面又赞成公共企业裁员。这可以说是对被称为“神的职场”的公共企业经营松散和低效率的不满表达。

此次电话调查中,在被问及“在当前岗位匮乏之际,对增加照护独居老人、街道清扫、公共就业事业等社会性岗位怎么看”时,回答“即便效率略低,但从创造岗位的角度赞成”的比例达75.6%。相反,回答“从增加税收、浪费预算的层面反对”的仅为15.6%。

与李明博政府以民间部门创造就业优先为由对社会性岗位创造持消极态度不同,公众实际上是在积极要求公共部门发挥作用,以支持低收入阶层就业,即便存在预算浪费等部分副作用。“赞成”的回答在销售ㆍ营业ㆍ服务职从业者(80.4%)中相对较高,反对回答在40多岁(21.0%)、生产ㆍ技能ㆍ劳务职从业者(19.6%)中相对较多。

相反,对于可视为一种公共部门岗位的公共企业裁员计划,回答“为提高公共企业经营效率应裁员”的比例为56.1%,是“经济危机之下不应通过裁员减少岗位(29.8%)”的2倍。

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意见在20多岁(36.7%)、学生(34.1%)、女性(34.5%)中相对较多。这被解读为担忧公共企业裁员会加剧就业难。相反,赞成回答在30多岁(66.5%)、40多岁(64.2%)、男性(64.0%)、自营业者(70.7%)中相对较多。

“大学生过多加剧青年层就业难”71%

调查显示,韩国国民绝大多数认为大学毕业生人数过多,正使青年层就业难进一步加剧。

此次调查中,在被问及“考虑到韩国的岗位数量,大学生人数是否适当”时,回答“太多”的为36.4%,“略多”的为35.2%。即71.7%的国民认为,青年层就业难、中小企业招工难的原因在于大学毕业生过多,导致一线现场出现“岗位错配”。

有观点指出,大学毕业生无法降低期望值而只青睐大企业,产业现场却偏好接受过职业教育的人力,由此加重了青年失业。这可被解读为对合并撤并等大学结构调整的赞成意见。相反,回答“太少”的为2.8%,“略少”的为8.8%,认为少的意见合计仅为11.6%。回答“适当”的为12.5%。

回答“大学生人数偏多”的比例在50多岁(77.4%)、自营业者(79.5%)、事务ㆍ管理ㆍ专业职从业者(75.6%)以及收入越高者中相对较高。相反,回答“偏少”的在20多岁(20.7%)、学生(25.0%)中相对较多。即认为青年就业难并非大学毕业生过度供给所致,而是因优质岗位不足。

此外,对于“大学毕业生求职时不肯降低期望值,使青年失业问题更加恶化”这一说法,表示同意的比例为75.3%,是“不同意(17.3%)”的4倍以上。“同意”的回答在60岁以上(81.2%)、生产ㆍ技能ㆍ劳务职从业者(79.9%)、对国政运营给予正面评价者(80.9%)中相对较高。“不同意”的回答在30多岁(20.5%)、学历越高者、事务ㆍ管理ㆍ专业职从业者(23.5%)、对国政运营给予负面评价者(20.5%)中相对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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