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26

20世纪,离奇而放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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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角度看,20世纪可谓喧嚣的时代。百年间消耗的能源总量达到19世纪的13倍,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17倍,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13倍。鲑鱼不再逆着被化学物质污染的河流游向上游,笼罩工业区的空气中充满了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煤烟。

历史学家J.R.麦克尼尔博士认为,从引发严重生态变化的事件无数发生这一点来看,20世纪是"怪异的世纪",也是滥用能源的"放荡的世纪"。

20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伴随经济、社会、政治急速变化与增长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全球年GDP相比1500年的估算值(2400亿美元)增长了20倍。这一数字与城市发展和人口增长速度成正比。1500年前后估算为4亿至5亿人的全球人口,到1900年为16亿人,三个世纪间增长了约4倍,而到2000年末已接近60亿人。仅一个世纪就增长了4倍。

文明的发展带来了能源使用的激增。若以1900年的能源使用量为100,则1800年为31,而2000年据分析高达1250。如此,一个世纪间GDP增长15倍、人口增长4倍、能源使用量增长13倍,环境问题也史无前例地加剧。

作者为寻找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除人口和经济发展之外,还聚焦于城市化、能源、科学技术、经济、思想、政治等7个主题。作者表示,此前一般被指认的人口增长并不是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他强调,20世纪后半期加剧的热带地区森林破坏与人口增长无关。

他主张,比人口增长更大的原因是能源体制、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体制。作者为把握社会经济因素与环境变化的相关关系,比较了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环境。20世纪前半期人类已经经历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但大部分发达国家成功克服了这些损害,而中国、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依然在严重发展,这就是很好的例证。

书中还分析了帝国主义、去殖民化、民主化等政治动向对环境产生了何种影响。19世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经营被提及为环境破坏的原因,但作者也没有放过一点:在民主化蔓延的20世纪后半期,环境破坏依然继续。作者指出,民主化只是把媒体的关注集中于工业灾害或核相关议题等可用于政治民粹主义的环境问题,却未能在土壤侵蚀、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方面推行持续的政策,这正是民主主义政治阵营的局限。

作者说,政策制定者不应把自身的参照基准放在当下,而应放眼长远。他尤其强调,由于环境与政治、经济体制关系密切,必须探索历史学与生态学的整合。他说,要跨越学科界限、发挥融通之妙,回顾过去100年,从中寻找未来环境政策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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