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22

[时论/12月23日]迟来的国家情报院相关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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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情报机构的存在与权力滥用成为全民批判和反感的对象,并非我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而是在民主先进国家至今仍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例。

然而近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反而都在依据“国家情报力优先论”,致力于情报体系的革新与强化。这似乎是因为过去十多年间冷战结束与全球化进程深化所带来的国际秩序重组,以及情报革命的扩散效应所引发的安全威胁环境变化。

强化国家情报力而非政治监视

另一方面,大多数民主先进国家在对外努力强化国家安全体制的同时,也强调对内克服“安全对自由”的两难。因此,它们在允许强化国家情报机构角色与职能的同时,另一方面也重视完善议会与司法机关的监督机制。

那么我国的现实如何?文人政府时期曾有过试图抹去“中央情报部”这一“红字”的努力,但在过去10年左倾政府之下,国家情报机构不过是在“民主主义巩固”的呼喊和“进步”的旗帜下必须被抹平的对象,仅此而已。以至于有人说,国家情报院所能做的,充其量是为自身生存披上“动物式的保护色”。

虽有为时已晚之感,但本届国会提交了国家情报院法修正案和国家情报院职员法修正案,并提交了秘密保护法、防止恐怖主义法、国家网络危机法等制定法案,这是值得大力欢迎的事。然而,在这些法案正式进入审议之前,争吵已经开始。

争论的核心在于国家情报院法修正案职务条款(第3项)的修改。现行国家情报院法的职务规定将其活动范围定为“国外情报及国内情报的收集、编写、分发”,并将国内情报限定为对共、反政府颠覆、反间谍、反恐及国际犯罪组织这5个项目。

而新修正案则主张取消国外与国内情报的区分,改为“收集、编写、分发对国家安全保障和国家利益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政策决策所需的情报”。在野党对此认为,新修正案的职务规定是以打压在野党和政治监视为目标。

无论是立法还是修正案,若围绕个别语句展开赞成与反对的论争,将没有止境。因此看看先进国家的类似事例便可知,在规定情报机构活动范围时,几乎都将“安全”与“国家利益”并列明示。以英国为例,1994年制定的情报机构法(Intelligenc Service Act 1994)明确规定秘密情报部的任务是“保护与英国政府国防、外交政策相关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并追求英国的经济繁荣”。

另一方面,美国的总统行政命令(第12333号)也明确规定,情报活动应提供“政策决策所需的情报”,即与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并执行外交、国防、经济政策相关的情报,以及“为保护美国国家利益免受外部安全威胁所需的情报”。法国则在总理令82-306和82-1100中明确规定,对外安全总局(DGSE)的职务是收集、分析“与法国国家利益及安全相关的情报”。

那么问题又在哪里?问题的核心似乎不在于是否存在对情报机构活动范围的成文限制规定,而在于对情报机构的民主监督机制能否有效运作。

这就如同先进国家为解决“国家安全对自由”两难所作的努力。一方面让国家情报机构成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先锋,另一方面又通过有效的民主监督,使其无法损害公民的自由与权利。

应建立民主监督机制

国家情报学研究的权威伯科威茨(Berkowitz)进一步主张,情报机构人员的思维方式须从根本上改变,需要与信息化时代潮流相适应的公开评价体系,而更重要的是情报机构自身努力成为将保密最小化的负责任机构。

因此,希望此次与国家情报院相关法案提交国会并进行审议,能被赋予这样的意义:它是我国为保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推动国家情报体系先进化过程中必须迈出的先行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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