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发布四大江整治工程计划后,新右派方面称“这是要让扩充桥梁、港湾、铁路、公路等社会间接资本的国策产业活跃起来”,并主张大运河建设也属于此类政府投资,“能立即雇用建设所需劳动力并创造就业岗位”。他们解释说:“对公共产业的投资通过就业增加家庭收入、扩大消费,消费增加则相关产业获得更多利润、投资增加,从而带来创造就业的效果。”
新右派一方似乎想把美国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的景气刺激政策与大运河建设相比,以期获得舆论响应。事实上,近来看来,李明博政府经济方案的主线就是希望通过大运河等大规模公共投资来实现新右派所说的经济效果,而这一主张未获响应,使新政府的经济方案难以找到应有的框架。经济如此艰难,无论韩国还是美国,都可见到无论如何要创造消费以化解经济困局的竭力挣扎,但我们希望能以更清晰的眼光看待这一难题。
首先,在讨论经济效果之前,我想明确一点:新右派所说的以建设为主的公共投资,与相当程度上包含信息技术(IT)产业方面经济基础设施投资的奥巴马公共投资方案,依观察视角不同而有所差异。不过,笔者想谈的并非此点,而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与通过激活民间经济实现经济复苏的方案,在效果上存在根本差异。
先说结论:以政府主导的消费投资模式,对长期经济增长几无效果。当然,若有巨额政府投资,以建设产业为中心的短期就业岗位会增多。但作为这一切方案基础的凯恩斯乘数(Multiplier)效应理论存在一个致命缺陷。
那就是政府投资所需资金必须从民间和家庭可用资金中夺取过来的“原罪”。笃信政府主导公共投资者的基本假设是,100美元的资金由政府来花,比我们个人或企业来花,经济效果更快更大。
最近在美国,实体经济界和学界多处都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带来的效果投以冷淡目光。我们应当追问:在政府主导的建设工地上工作的临时工岗位,对经济的基本体质有何长期贡献。罗斯福就任时,美国4人中有1人失业。1931年至1940年,失业为5人中1人。投入巨额资金所得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数字吗?若把那些钱交由民间和个人去用又会如何?这将长期成为争论话题。
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曾深度参与硅谷和美国汽车产业的质量提升与生产率提高工作。以那时的经验清楚认识到的一点是:要创造附加价值,交给民间效果才最大化。
此后十几年身处实体经济近旁,这一信念成为不可动摇的确信。官僚组织并非为创造价值而设立的组织。在美国,已有不少人担忧:如最近所见,公共投资资金落到伊利诺伊州腐败州长之类人手中,究竟能否得到有效使用。
要振兴经济,最好是通过对企业和个人大规模减税,营造民间主导的经济环境,让他们有效、高效地花钱和开展活动。在美国,大规模公共投资是常识性的分野:进步派(Left)执政必定依赖政府主导,保守派(Right)则侧重民间主导的市场经济。看韩国制定政策的情形,或许是因为左右不分明,常让观察者困惑究竟属于哪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