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可用锄头堵住的口子,如今连耙子也堵不住……”
去年7月次级房贷(信用较差者的住房抵押贷款)不良引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为稳定金融市场和实现经济复苏而决定投入的救助资金规模高达7.8万亿美元(《纽约时报》统计)。这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14万亿美元的一半,人均2.3万美元,是天文数字。考虑到美国经济已陷入战后最严重的衰退泥潭,未来还要付出多少成本甚至难以估算。
尤其是今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之后,救助资金规模如向无底之桶注水般雪球式膨胀。直到已陷入最严重危机、局势不可挽回之时,才出台了7000亿美元的财政部救助计划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8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市场救助方案。可以说,危机发生一年多后,才终于开出针对危机本质的处方。
作为全球金融危机震源地的美国,因初期政策应对失败而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可以认为,美国盲信市场问题可由市场自行解决的市场主义与自由放任论,误判形势,又错失政策时机,自招更大祸端。
事实上,对于这场被视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曾有多次机会加以避免,但未能提出先发性解决方案,一味事后应对,致使祸患扩大。例如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去年10月提议的800亿美元规模“超级基金”构想。该构想主张以华尔街共同承担成本的方式清理次贷相关不良资产,是直接瞄准此次危机根源的“精确打击”计划,但因华尔街反应消极加上政策当局缺乏推动力,最终告吹。尤其是该计划与美国国会历经波折才批准的7000亿美元财政部不良资产收购计划(TARP)极为相似,被视为错失政策时机会带来何种后果的鲜明例证。当时金融业损失额略超1000亿美元,一年后的现在已逼近1万亿美元。
随着超级基金构想化为泡影,华尔街对交易对手不信任的所谓“交易对手风险”被放大,首个牺牲品便是3月倒闭的贝尔斯登。美联储直到那时才为投资银行开设流动性支援窗口。
美国国有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不良事态同样被视为典型的政策误判。房价跌势不见底后,自今年春季起就不断有人指出必须向两大国有抵押贷款机构注入公共资金,但直到9月才决定2000亿美元救助。保尔森在救助前夕仍强调“它们的财务状况是健全的”,直到经历中国等海外投资者收回债券的事态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美联储也是如此。美联储去年11月曾表示“此前的降息已经足够”,突然暗示将停止降息基调,随后又予推翻。经济处方同样是误判的连续。乔治·W·布什总统和保尔森部长直到今年夏天仍口头禅般地称“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基础体力)稳固”,但经济衰退最终被判定自去年12月已经开始。
加州州立大学讲座教授孙성원表示:“次贷事态如果从初期就采取先发性应对,本不会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而只会止于美国自身的信用紧缩”,“因美国政策失误而由全世界承担的代价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