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政府近期公布的首都圈放宽管制政策,非首都圈地区的反对声日益强烈。有主张称,这将打破上届政府奠定的地区均衡发展框架。
其担忧在于,若各项首都圈管制放宽,产业与教育等几乎所有事物都将集中于首都圈,非首都圈经济的空心化将进一步加速。然而,非首都圈地区经济衰退的原因与放宽首都圈管制有关吗?
细看反对放宽首都圈管制的主张,与为减少失业而分享工作岗位的主张颇为相似。分享岗位是将一项工作转为两份以上的短时工作,意图通过缩短劳动时间来维持岗位或创造新岗位。
可阻止工厂外迁等
然而这种逻辑犯了劳动量不变的谬误(lump of labor fallacy),即认为我国经济的岗位数量是固定的。它忽视了以分享岗位来增加就业会因劳动成本上升而导致劳动需求减少这一事实。因此,分享岗位无法降低失业率。
放宽首都圈管制亦然。其逻辑是,放宽首都圈管制后,我国经济中的工厂总量既定,原本应设在非首都圈的企业被首都圈抢走,从而对非首都圈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但从现实看,工厂总量既定这一谬误在多处被发现。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最近的报告,对韩国的外国人直接投资净流入额2007年仅为26亿美元,已连续3年减少;而我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达15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8%。此外,制造业等的工厂设立件数从2004年的7600余件减至2006年的5300余件、2007年的4500余件。
管制首都圈并不会使工厂设在非首都圈,而是流向国外,从而使我国经济中存在的工厂数量减少。这当然不完全是首都圈管制所致,但显然是国内资本外流的重要原因。
放宽首都圈管制也可能对非首都圈地区经济产生正面效应。首都圈地区产业发展,会对非首都圈地区产品创造引致需求,使非首都圈地区收入增加,进而又带动对首都圈地区产品需求增加,形成良性循环,长期看各地区可共同发展。
因此,放宽首都圈管制会对非首都圈地区造成不利影响的主张缺乏说服力。当前非首都圈地区经济落后是事实,但并非因为首都圈经济过度膨大。归根结底,非首都圈地区经济的发展方案应与放宽首都圈管制分开寻找。
谈到振兴地方经济,常被讨论的是扩充道路、港湾、铁路、机场等社会间接资本,以及营造教育设施等各项定居条件。就改善企业环境以引发企业投资需求而言,这话不错。但更重要的事实是,新开始事业的人若用与既有经营者相同的方法,是无法追上既有经营者的。
地区发展方案应分开寻找
也就是说,非首都圈地区要追赶或超越首都圈地区,必须以更好的方法应对。例如,应寻找地方政府拥有独立课税权、大幅降低或取消法人税,或将包括港口在内的各类地区设为自由经济区等招商方案。
既无天然资源、气候条件也不佳的香港的繁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仅凭反对放宽首都圈管制便可坐收反射利益的想法,无法实现非首都圈地区的经济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