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国家似乎都陷入了金融危机的责任之争。每当看似不可抗力的灾难降临,起初所有人都被不安笼罩、惶惶不安,越过一定阶段后便寻找替罪羊、毫不留情地宣泄愤怒,这正是我们社会的属性。这次似乎也不例外。
若干经济政策负责人正遭受集中炮火。政界、专家群体、媒体等各界竞相抛出粗暴指责,甚至出现了更换人事之说。考虑到灾难本身过于巨大,而且尽管只是不到一年的短暂时期,也难以认为政策运营过程中毫无瑕疵,这在某种程度上看似难以避免。
我们都是“大势的奴隶”
更何况这是一个承诺至少要确实把经济搞好的政府,因此失望与指责的强度或许更大。在全球金融危机走向爆发之际,却热衷于物价这类相对次要的事务,足以招致这样的批评:这难道不是没有正确把握命运取决于全球经济的我国经济状况吗?
然而任何事情事后看来都很容易。以结果为起点逆推过程、一一挑出错误加以批评,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比如说,即便油价飙升导致物价高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金融危机也不该抛出美元——这类批评谁都可以提。
常有说法称政治的水准无法超越国民的水准,我想经济政策或许也类似。尤其是越是受政治或舆论影响较大的领域,这种可能性越高。如今汇率剧烈波动、几乎令人想起外汇危机噩梦的根本原因,是对外汇储备是否充足的不安感。然而就在不久前,还盛行这样的主张:仅相当于三个月进口额的外汇储备太多了,而且就这么放在金库里不经济,应当积极运用。
在那样的氛围下,如果主张像中国或日本那样不必计较适当水平、无条件积累外汇储备,很容易被当成不懂经济的傻瓜。当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50美元、部分预测称很快将飙升至200美元,连专家都随之起舞、放大危机感,而“进口物价加大国民痛苦”的舆论占据主导时,令人怀疑当时是否真有可能无视物价、为应对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而增加外汇储备。
这样看来,在经济问题上,究竟有几个人能完全摆脱“当时大势的奴隶”这一共同点,令人怀疑。问题爆发时追究责任、厉声斥责也是必要的。但回顾当时自己曾主张过什么,这样的自省同样必要。此外,还需要思考这是个人能力问题,还是制度或体系问题。
早期预警未响的原因
虽然并非没有部分政策应对失误的责任,但从全球金融体系崩溃这一点看,完全避开冲击与痛苦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仅仅十余年前才经历过需要接受史上最大规模救助金融那般惨痛的外汇危机,本应比其他国家冲击更小,却正在经历更大的混乱与冲击。尽管有主张称外汇储备充足、经济基本面没有问题,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韩国被视为国家违约风险高于中国乃至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国家。
也许是外国人判断有误,但未能全球化的政策思维与松散的制度装置,也可能是不信任的根源。华尔街与首尔事实上已是一个市场,可当初却把此次事态当作太平洋对岸遥远国度的问题而等闲视之,在这样一个国际金融部门仍是闲职的国家,很难产生信任。我认为,首先要做的,是先检查外汇危机之后被喊得那么响的早期预警为何一次都没有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