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正经历着堪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全球金融危机。为应对危机和稳定市场,流动性供给、不良资产收购及注资等打破以往常识的非常手段正被动用。
从历史上看,金融业中泡沫的生成与崩溃(boom-bust cycle)反复出现。从久远年代的郁金香,到今天的股票、住宅,甚至复杂的衍生产品,对象多种多样。泡沫开始的背景各有原因,影响其演进过程的因素也各不相同,但一般而言泡沫始于资金过剩。
时势好转时,人们基于乐观预期会逐渐勉力而为,这导致过度负债,而当某一刻悲观论占据上风,崩溃便开始。这种脆弱性在金融业比任何其他行业都更为突出,因此伴随而来的是公共规制与监管,并为确保金融公司的资本充足性和资产健全性而设计了各种手段。
然而,在始于美国次级房贷(低信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最近这场金融危机过程中,随着“监管制度需要根本性变革”的反思与指摘不断出现,关于防止危机再发的新金融体系的讨论正活跃展开。
在政策当局层面,以G7的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为中心,讨论对象包括能够最大限度减少监管空白的金融监管体系、衍生金融产品制度的强化、信用评级制度、提高透明度、风险监管方案、提升当局危机应对能力等。
有关为降低杠杆不仅要监管资产的健全性、还要监管负债的安全性与流动性,以及为更容易识别和管理风险而需重新检视信息披露、会计和清算结算制度的呼声很高,此外还提出了缓解金融顺周期因素的制度,以及防止道德风险和风险社会化的各种意见。
但公共规制与监管制度无法完全替代金融公司的内部控制。因为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市场向好时,让人无法独自或仅本公司遵守模范准则、无法不卷入“羊群效应”而独立于外的诱因体系,即“贪婪”与“恐惧”,正在推动泡沫的生成与崩溃。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如今我们仍在耳闻目睹。
视情况而定,社会整体的利益应当能够优先于个别金融公司的利益。即便成本高昂,也要扩大人力资本和信息技术(IT)等基础设施投资;即便对个人而言是相当有利可图的业务或市场惯例,若会摧毁整个市场根基,也应能够放弃。即使眼下要花钱、收益减少,与泡沫破裂后最终要付出的巨额代价相比,实在是可以忽略的水平。
金融监管机构、中央银行、存款保险等的角色,危机应对体系,国际协作等,为防止危机再发或在遭遇外部冲击时将损失降至最低的国家层面政策制度改善也很重要。但与此同时,在民间层面,现在也是重新回顾、检视、分析并改进本公司内部制度、指针、程序及惯例和资源配置中是否存在与“稳定”这一根本目标相背离之处的时候。要使政策努力与民间部门的改善取得成效,二者中任何一方都不可懈怠,这是一场“打包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