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13

[全球聚焦] “亚洲资本涌向美国”酿大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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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令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的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只在美国内部寻找,是否妥当?

以次级抵押贷款资产为基础的衍生品坏账、纽约华尔街的过度贪婪、金融监管当局的宽松监管、低利率带来的过剩流动性等,都是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内部因素,但也有观点分析认为,世界资本市场的资金扎堆现象也是须加留意的因素。

这一主张的核心是亚洲资本。经历1997~1998年外汇危机后彻底蜕变的亚洲,进入2000年代后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供给了过多流动性,这导致美国经济出现过度举债热潮,助推了资产泡沫。

据英国《金融时报》(FT)近期的分析报道,亚洲新兴国家在克服外汇危机的过程中转变为强有力的资本输出国。这意味着,它们在持有外汇的同时,为提升出口竞争力而需要压低本国货币价值,于是把所持外汇投向海外。

问题在于,相当规模的亚洲投资资金涌向了金融体系发达、投资稳定性也高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因此,本已因国内超低利率带来的充裕流动性而开始形成泡沫的美国住宅市场,最终变成定时炸弹并爆炸。

FT指出,当全球资本追逐收益急剧涌向特定国家时,该国也无法避免泡沫经济的崩溃。

一个例子是1982年部分南美国家的违约事件。1970年代后期因原油价格暴涨而积累了石油美元的产油国,把赚到的钱集中投向具有增长潜力的南美。然而墨西哥等部分南美国家无力承担增加的债务,沦落到必须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贷款的境地。

从“大额资金的扎堆与撤离”这一视角看,亚洲外汇危机与南美案例一脉相通。亚洲外汇危机始于泰国在90年代后期因经常项目急剧恶化和资产市场泡沫破灭而导致金融部门瘫痪,此前关注亚洲市场高成长性的全球资本随即无差别抛售泰铢。

当前美国的危机与亚洲外汇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90年代是发达国家资本涌向亚洲,而2000年代的资本流向正好相反。FT也关注这一点,使用了“亚洲的报复(Asia's revenge)”这一刺激性表述。

FT诊断称:“美国金融危机显示出美国的结局——把无异于借债的、流入美国的全球资本,更小范围说就是亚洲资本,当作自己的钱大肆挥霍。”

实际上,根据IMF资料,去年年末经常项目顺差国中第一位是中国,达3610亿美元,其后依次为▲日本(2130亿美元)▲德国(1850亿美元)▲沙特阿拉伯(1010亿美元)▲俄罗斯(770亿美元)等。

同期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规模高达7392亿美元。这一庞大规模相当于全球经常项目顺差总额1.68万亿美元的44%。包括美国在内,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4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规模也达到全球经常项目顺差总额的63%。

考虑到这些国家均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而陷入极度经济危机,可以推断发达国家的举债型经济已达极致。

在此过程中,认为以亚洲为首的经常项目顺差国的资本流入成为放大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这一分析具有说服力。出口主导型亚洲国家以充裕的外汇储备大举设立主权财富基金,也诱导了资金从亚洲向发达国家市场转移。

美国内部的判断失误也加深了危机。以网络企业为代表的信息通信(IT)泡沫破灭后,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在2001年末把基准利率下调至1.75%。考虑到年初基准利率还是6.5%,这是破格的降息。

受这种低利率推动,美国消费者通过举债扩大消费,并且人人都涌入房地产投资。认为美国旺盛的消费并非源于制造业景气活跃,而是靠低利率带来的过剩流动性才成为可能的批评,正是由此而来。

比起通胀更担忧通缩可能性的FRB,也默许了来自海外的流动性流入。因此FT分析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市场内外的失衡演变为过度债务、错过了应加强监管的时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FT指出,通过美国金融危机人们认识到,扩大资本市场自由与确保金融市场稳定性难以同时实现。尤其批评称,当前美国政府为克服金融危机而投入大规模财政资金,并加强与欧洲及亚洲各国政府的政策协调,这也并非根本性解决方案,只是权宜之计。

FT强调,为防止此类金融危机,必须谋求制度或机制,诱导全球剩余资金不仅流向高收益金融产品,也流向为扩大低收入地区消费的各类领域。也就是说,除各国层面的金融政策之外,还需要对全球资本市场流向进行细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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