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首都圈管制政策,首都圈与非首都圈之间的对立已到了不容放任的程度。这是社会整合的重要障碍因素,某些情况下其潜在爆发力甚至超过劳资问题。首都圈与非首都圈双方都对对方抱有强烈的受害意识。非首都圈认为,首都圈独占人口与经济力量导致地方日渐衰亡,放宽首都圈管制等于让地方再死一次,因而坚决反对。
另一方面,首都圈则批评非首都圈以“均衡开发”这种不合时代的逻辑拖住首都圈与国家发展的后腿,主张应尽快放宽首都圈管制。这已超越单纯的政策争论,演变为为贯彻自身立场而通过签名运动、集会等以“力量”压制对方的政治斗争。
为了国土的健康发展与真正的国民融合,必须尽快找到化解首都圈与非首都圈矛盾的方案,而答案就在于首都圈与非首都圈双赢的共生方案。共生的第一步,始于认真接受对方的主张。
主张先发展地方、后放宽首都圈管制的非首都圈,与主张先放宽管制、后逐步进行区域开发的首都圈,都应各让一步。在此基础上,首都圈、非首都圈与中央政府应就同时推进“地方发展”与“放宽首都圈管制”达成所谓的“大交易”。
要实现“大交易”,首先中央政府必须表明将毫无偏差地完成既有均衡开发项目的强烈政策意志。尽管这些项目存在部分反对与问题,但它们具有检验政府均衡开发意志的石蕊试纸性质。因此,不要像此前创新城市案例那样引起非首都圈的疑虑,这对缓解非首都圈的受害意识、确保对政府区域政策的信任是必不可少的。
与此同时,首都圈也需表明愿将放宽首都圈管制所产生的开发利益的一部分支援给非首都圈的意志。放宽首都圈管制将带动首都圈地区开发项目活跃,可能产生相当规模的开发收益。因此,有必要通过适当的开发利益回收机制,建立可将这些财源用于非首都圈地区开发项目的制度性安排。
非首都圈长期落后的原因,并非首都圈管制不足,而是对必要的地区开发项目投资不足。仅靠中央政府有限的预算难免存在局限,而地方投资财源可以通过积极利用首都圈来筹措。通过这种对地方的财政支援,首都圈有必要展现自己作为国土“长兄”对均衡开发同样抱有积极关心。
呼应中央政府与首都圈的这一意志,非首都圈也应表明同意放宽首都圈管制的意向。非首都圈相对落后是事实,但应虚心接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建议:绝不可能通过管制特定地区来促进其余地区的发展。
同时也应接受首都圈同样有权以自主意志追求地区发展。应承认不利用首都圈的成长潜力就无法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现实,并鼓励首都圈充分发挥韩国经济再次起飞与国土发展“长兄”的作用。
中央政府、首都圈与非首都圈三方应通过大交易,尽早启动治愈首都圈与非首都圈矛盾这一社会长期难题的工作。应将我们的国土开发方式,从以特定地区牺牲为前提的“均衡开发”,转向同时利用所有地区潜力的所谓“同伴发展”。
均衡开发是在封闭型经济与高速增长型经济下引入的陈旧地区开发方式。在全球经济中,与竞争国竞争地区之间的差距,比我们内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更具重要意义。汽车城市“蔚山”的危机并非来自首都圈管制的放宽,而是在与日本代表性汽车城市“名古屋”的竞争中完败时才会到来。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时代,韩国经济要实现再次起飞,必须通过“同伴发展”,让首都圈与非首都圈都在与竞争国的地区间竞争中占据优势。这是时代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