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参加了在国会举行的核能相关讨论会。大框架的主题似像是韩国核能产业的发展,但实际目的却是“如何重新设定核能安全领域的行政结构”。
我国的专业知识人士,尤其是那些希望扩大与政界沟通的人士,似乎总是把解决问题的焦点放在组织重整这类临时权宜之计上。为了核能产业的振兴、核电站的安全运营,乃至被称为新增长动力的核能产业出口,当下韩国核能界应处理的课题,是拿出时间进行自我反省,反思过往的过失多于功绩。
如果他们秉持专业知识人士的本分,凭借专业知识并在此基础上一步步提升国民信赖,如今就不会重新提出部门间本位主义或政府组织不合理性成为核电发展与国际核计划信誉的绊脚石。笔者在讨论会上也听到十几次“美国如何如何”。美国无疑是经济与科学领域的发达国家,在核能领域也引领世界。
然而,正如我不是美国人,我国的核能技术现状与政治周边条件不也不同吗?而且我国开始核能产业的30多年前与现在不也截然不同吗?过去30多年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甚至自认为忠实的美国核能企业市场的我们,还能有什么更大的难处呢?这不能不问。
德国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为向同盟国提出政治名分并追求能源自立与出口的实利,自1955年至1962年设立了核能部(Atomministerium),向国际社会宣告德国核能产业的登场。当然,核能部设立初期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核能界产生了不少矛盾,但德国通过自己的“特别之路(Sonderweg)”,获得了核能产业国内中兴与海外核电出口的实利。
如果政府要实现包括核能出口在内的“绿色增长”目标,那么在核能安全监管与审批许可领域,也到了寻找唯属大韩民国的“特别之路(Sonderweg)”的时候。以德国为例,制定核能安全与监管指南并负责审批许可的大多为民间组织,依照防止垄断与寡头的原则处于竞争关系,因而获得公众的坚定信赖,与韩国原子力安全技术院(KINS)在多方面有相当差异。应带头满足核电的欧洲产业界要求(EUR),主动承担起我国核电站设备出口的支持者与同行者的角色。
在拥有核能产业的世界各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在核能领域超越纯血主义与地缘、甚至以学缘凝结在一起。如果政府要把核能产业培育为新增长动力的出口产业,就有必要把那些忽视目的、反复进行“为研究而研究”的相关研究机构的组织与职能按目的加以重组。政府不应只听取“已完成若干既定课题”的辩解,而应通过对研究成果的验证,使研究员与研究机构接受检验,从而主导核能界的变革。
考虑到挑战与应战的原则适用于任何时代这一事实,以“沉默外交”原则自认为国际社会模范生的大韩民国究竟将如何实现包括核能出口在内的“绿色增长”,令人深感忧虑。
笔者的意见或许与负责核能政策的官员及核能领域专业知识人士的想法有较大差异,但在此说明,这是基于长期的国际关系与产业界工作经验,出于促进大韩民国核能产业发展与出口产业化的一片忠诚。
顺便一提,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主修物理学,对核能安全也有相当专业的见识,但我确信她对其他领域也在不间断地、努力地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