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05

[松岘专栏/10月6日] 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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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决定提供7000亿美元支持的美国救助法案历经波折后获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华尔街金融危机终于迎来寻求解决的契机。这项最初仅3页的法案,因众议院意外否决导致道琼斯指数创下史上最大778点跌幅,在危机感中为争取所需赞成票而增至450页。

该法案还包含将存款保险限额从每人10万美元提高至25万美元、首次对美国银行存放于联邦储备银行的支付准备金(reserve deposits)支付利息等足以改写美国金融教科书的划时代内容。

一年多前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以全球最大保险公司AIG及房利美、房地美的紧急政府救助,以及高盛、美林等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终结,给美国金融界带来了一场革命。

许多专家、政界人士和媒体将华尔街的贪婪视为此次金融危机的首要元凶。今年9月因感到作为投资银行难以独立生存而骤然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的华尔街代表性投资银行高盛,其会长去年年薪近7000万美元(约840亿韩元),这样的指责不难理解。但更应首先追究的是,本应对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美国金融机构投机行为进行监管和监督的政府监管机构的失职。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银行为首的私营企业必然始终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政府监管机构的存在正是为了持续监督和规制其过程中难免出现的违法行为或威胁国家经济的投机交易。

此次金融危机根源在于美国前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失败。与拥有统合金融监管体系的韩国、英国、日本不同,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分散于多个机构。一般商业银行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三家机构分别负责。投资银行由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负责,衍生品由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负责。保险公司监管则归州政府。

金融危机的主要责任,可以说在于其中负责投资银行监管的SEC。特别是2004年4月,SEC接受五大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特别要求,大幅放宽了自有资本比率。结果与维持平均10比1自有资本比率的商业银行不同,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以约30比1的自有资本比率投资次级债券等高风险高收益投机性债券,最终导致今日的崩溃。

此外,资产入账时反映当期市场价格的所谓“按市值计价(mark-to-market)”会计制度,形成了助推金融危机的恶性循环。因此本应从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去年9月起暂停该会计制度,但SEC一直无所作为,直到上周才放宽这一制度,已成了亡羊补牢。

花旗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设立管道公司(Conduits)和结构化投资工具(SIV)等独立的空壳公司,投资资产担保证券(CDO)或次级债券等高收益高风险产品时,本不应将这些资产作为表外资产处理,而应并入银行账簿,从而防止其规避10比1的自有资本比率。

另外,AIG利用没有联邦保险监管机构这一点,在纽约州政府监管无法触及的伦敦办事处出售了高达4400亿美元的高风险类保险产品信用违约互换(CDS),将公司推到了破产边缘。

但最大的失败在于上月让雷曼兄弟走向破产申请。美国金融当局本应寻求与3月未让贝尔斯登破产、而引导其被JP摩根大通银行并购相同的解决办法。

由于放任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华尔街信用危机达到极点,甚至出现数万亿美元规模的货币市场基金(MMF)完全瘫痪的前所未有事态,最终不仅投资银行崩塌,危机还扩大到需提供7000亿美元紧急救助资金。归根结底,只能得出结论:此次华尔街金融危机源于前现代且落后的美国金融监管职能的整体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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