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05

[时论/10月6日] 需要实质性的共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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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生产液晶显示器(LCD)的世界级中坚企业泰山LCD仅上半年就实现数千亿韩元销售额、逾100亿韩元营业利润,却因错误的汇率对冲合约KIKO而遭遇盈利破产的不幸。既无汇率对冲专业知识也无经验的中小企业,难免被银行的劝诱所动心,事发之后银行却称那是企业自己的选择,无须承担责任。

政府也以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交易难以由政府干预为由后退一步,其间众多中小企业被逼入盈利破产的刀锋般危机。甚至在造船强国韩国,因工程进度差几个百分点而拿不到中期款、又因银行停贷而被逼入危机的中小造船业问题也十分严重。那些曾高喊企业倒闭银行也会倒闭、口口声声支援中小企业的银行都去哪儿了。

所幸,在政府层面为更根本地解决此类中小企业问题而努力的同时,以国会议员为中心成立了拯救中小企业聚会。具备相当国际竞争力,却因专业知识不足和经验不成熟而未能适应剧变环境的中坚企业破产,鲜明地表明我国中小企业所处的境况已是何等严重的临界状态,堪称典型案例。

大企业可以自行开展应对环境变化的危机经营,也能通过转嫁制造成本等方式分散风险,但对在市场竞争中总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小企业而言,要恰当应对当下这般剧变的环境,现实上几近不可能。面对这样的环境变化,最为紧迫的便是应对全球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供货单价调整协商义务制。

以沥青混合料行业和铸造工业协会为中心,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供货价格负担已被提为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分执政党在野党齐聚一堂、意欲拯救中小企业的国会议员们,将供货单价调整协商义务制列为首次聚会的主题,想必正是因为中小企业这份迫切心声得到了如实传达。

此次以国会为中心举办的成立纪念讨论会,围绕缓解中小企业原材料价格暴涨展开了多样讨论,也提出了较以往更为具体的替代方案。

然而,构成讨论一方的大企业的情绪是:若这类供货价格上涨无法由总承包企业自行消化,最终将导致转嫁给消费者的涨价;若难以接受这种涨价,则只能舍弃韩国的中小制造企业,转而向能以更低价格供货的外国企业外包。它们以这种战略性考虑为由,持续主张供货单价调整协商义务制不可施行。

这类问题并非只是在讨论会上一时被提出,而是反映了所有大企业的普遍情绪,就此而言不能不说令人极为震惊。因为连声称站在市场弱者一边、支持公平公正交易的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也以同样的逻辑对中小企业严重的临界状况视而不见。

一方面高喊大中小企业共生、开展各种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事业的大企业,另一方面却把中小企业视为零和博弈的对手而非共生的对象,宁愿向外国企业外包也不接受供货单价调整协商义务制,这可谓显示韩国企业文化落后一面的令人痛心的现实。

在讨论之前,一直牵头国会议员聚会的国会议员千正培、崔喆国议员自不必说,参与讨论的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公务员也曾吐露对企业文化的遗憾:“为什么我国没有像丰田汽车及其承包企业那样共生的创新纽带呢”。把中小企业评价为蚕食利益的对象而非共同成长的伙伴,这一惨淡现实该如何克服呢。

韩国300万家中小企业中,直接或间接参与承包的企业多达60%,而制造企业成本中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所占比例也超过60%。从这些统计数字看,在当前正在进行、且今后长期难以预测的原材料价格剧变环境下,供货单价调整协商义务制堪称被逼入临界状态的韩国中小企业界必须解决的课题。

把这一问题局限于特定企业或事业领域、视作市场机能扭曲的错误现实认知,以及认为十年以上的承包企业也可随时如破鞋般抛弃、推进海外全球外包的更为错误的现实应对,承诺迈入先进韩国经济的李明博政府必须予以解决。

此前韩国的中小企业支援政策并非因缺失而成为问题,而是流于形式、缺乏实效性政策才是问题所在。与供货单价调整协商义务制相关的法律制度整备绝对必要。然而,在运营这些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实质上”沦为一纸空文的法律制度才是迄今为止的问题。

尽管标准分包合同书或指导方针在法律上存在,却因几近形同虚设的惩罚条款而只是做做样子的中小企业支援政策,何止一两桩。希望国会议员们即便从现在起也挺身而出,对这类只剩形式的中小企业支援政策大幅动刀,切实推行大企业不得不共同参与的有实效的政策。

不,比这更宝贵的是,必须让大企业为摆脱口头上的大中小企业共生、把中小企业作为实质伙伴加以支援的努力变得可见。目前大企业与与其直接交易的一级承包企业之间形式化的协作关系,对处在二、三、四级承包最末端的中小企业而言,只是画中之饼。

为了让处于这种末端的中小企业也能体会共生之美,总承包企业推动企业文化创新、学界发掘此类企业的案例、政治家为使这种协作型企业文化延续实质共生良性循环而构建有实效的法律制度支撑,这些努力比什么都重要。期待近期召开的成立大会上众多人士的鼓励与热情持续扩散,让中小企业久违地重新确立为韩国经济的创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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