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历届公务员教育院院长聚在一起,难得地畅谈往事。在这一场合最受关注的话题,是预定于2012年进行的教育院迁往地方的问题。
一句话,就是唯独教育院不行。1949年3月开院的中央公务员教育院,1974年迁往大田后,在确保优秀师资等方面困难重重,1981年又迁回位于果川办公楼园区的首都圈。情况既然如此,又要搞什么莫名其妙的地方迁移呢,众人如是说。
然而实际情况复杂。明年预算中已列入31亿韩元设计费,迁移已成既定事实,可即便在此刻,包括员工在内的所有人仍怀疑:难道真会搬?粗略了解后发现,预定迁入创新城市的其他公共机构也大同小异,除个别一直动作迅速的机构外,大家都抱着“难道真会搬成”的心态。“到底搬不搬啊”的反问占了主流。
从国家的长远未来看,争议最多的政策,恐怕就是包括行政中心复合城市、创新城市建设在内的公共机构迁往地方计划。当然,其初衷是遏制超越过密现象、阻碍全国发展的首都圈集中化,谋求中央与地方的均衡发展,这一点无论谁说都无可指责。但问题在于,其手段和方法错得相当离谱。
若反问“那现在又能怎么办”,大家也只剩憋闷。但所谓“穷则通”,有人生活的地方怎会没有解决办法。若能以比公共机构迁移更大、更实在的效果充实地方、实现均衡发展,既保住政策初衷,也能实现共赢。
为引进现代汽车集团,美国阿拉巴马州不是以每坪1美元的价格提供了工厂用地吗。也有意见认为,反正是用国民税金进行土地补偿的土地,若以几近无偿的方式公平出让给企业,就能挽留正在外流的国内企业。
正如许多人预料的那样,没有教育与医疗保障的公共机构迁移,只会增加周末寄宿者。至少要在地方均衡保障教育与医疗,让员工能够一同“生活”,企业迁移才可能成功。只要青瓦台、国会议事堂和韩国大法院仍坐落在首尔正中央,行政部门与公共机构迁移恐怕只是空话。即便真的搬迁,还有哪里能找到这般低效与浪费呢。时间不断流逝,令人憋闷。“有谁在吗!我说的是,愿意给猫脖子挂铃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