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15日,朝鲜总督府厅舍被拆除。当时也有舆论认为其具有文物价值、应保存屈辱历史的现场,但因其位于景福宫内这一决定性理由,最终由金泳三总统决断拆除。
日本殖民时期的遗留至今仍存在于首尔市厅舍、首尔站站舍与铁路、韩国银行总行等多处,以文物价值与屈辱历史现场保存为名义暂予保留。不过,对不具文物价值的国有财产与具有文物价值的私有财产该如何处理,虽需另行讨论,但按现行法标准,只要文物主管部门不提出损失补偿对策,就只能交由所有者任意判断。
一旦被指定为文物,即便是所有者也无法随意管理,十分不便;而文物周边土地所有者则因所谓仰角(限制文物周边建筑高度的角度)受到建筑限制,财产损失巨大。新建建筑时,文物主管部门的决定权极大。
以文物发掘为名,建筑工程往往被推迟数年,若要在已消失的文物所在地建设,还会以文物复原为条件受到建筑限制。东大门设计广场新建时,附加了部分复原已消失城墙的条件;塔楼酒店改造时,则在推定为已消失城墙的地点禁止建筑。
首尔南山谷韩屋村将散布于首尔各地的5栋韩屋于1999年前后复原建造,集中安置在南山脚下,数年后又将其指定为文物。原本作为公园即可的设施被指定为文物,给周边居民带来建筑限制的损失,却毫无补偿措施。
只知指定文物、却不知救济由此受害者的文物主管部门的失策,现实中产生了破坏文物的副作用。数年前,国都剧场、斯卡拉剧场、证券交易所建筑的所有者得知一旦被指定为文物损失巨大,一见有被指定的迹象便自行拆除建筑,在原址新建收益良好的商业设施。
此次首尔市厅太平馆也发生了同样现象,但无人能够提出反驳,原因在于文物指定后缺乏后续对策,与私有财产所有者根本无法展开协商。若太平馆是私有财产,早已被拆除;正因是国有财产才成为舆论对象,而法律上即使拆除也毫无问题,这就是现行文物政策的现状。
拆除文物对象、新建收益型建筑,并非国民缺乏爱护文物的精神,而是政府没有出台能够保护文物的政策。激励制度(通过协商允许建设超出损失部分以作补偿的制度)、用途容积转移制度(赋予在其他位置开发超出损失部分的权限的制度)等无需预算即可实施的政策存在,却未被推进。
若有激励制度,本可协商以保存首尔市厅太平馆为代价,允许新厅舍建得高于仰角限制,但文物主管部门只是向首尔市强加保存太平馆的管制与遵守仰角的义务。连首尔市都动弹不得,可以由此推想遭受类似损失的国民有多少,这是一个确凿的例证。
建筑所有者为规避文物指定而苦思拆除,周边土地所有者因预见仰角带来的损失,只能劝其在文物指定前拆除,这种局面自然而然地展开;第三方主张保存,但无人提出应补偿当事人的财产损失。
文物主管部门不应忽视这一点而只主张文物保存。若抗日民间团体以日本殖民遗留为由只主张拆除,又该如何?强加管制与义务的文物主管部门应自己率先推进损失补偿政策,进而尽快推行使被指定为文物反而有利于当事人的政策。对国民有利的政策,才是保存与保护文物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