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均国民收入2万美元的时代,韩国人的幸福指数有多高?”
与过去相比,经济上虽已富足,但韩国人的表情并不那么明朗。正值壮年却无所事事的青年失业者超过100万人;工作数十年,不说养老对策,连一套自己的房子都难以置备,这就是现实。政治、社会不安与领导力缺失造成的混乱、激烈的竞争等相互叠加,韩国人的幸福指数不断下滑。近期某调查机构实施的问卷调查显示出令人震惊的韩国人意识:回答“不想在韩国再出生一次”的人占四分之一。作为国家中坚力量的30至40岁人群中,约35%表示“过去一年曾认真考虑过移民”。
首尔大学名誉教授宋丙洛指出:“如果国民不幸福,对国家的认同感就会降低,国家品格也必然下降。”即便经济发展、国际地位提高,如果成员不幸福,那也只是一个“残缺”的国家。
◇经济发达国、幸福落后国=人口100万、人均国民收入仅1400美元左右的喜马拉雅山麓王国不丹,正以“幸福的国家”而非“贫穷的国家”闻名于世。当全球各国为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标准的增长竞争而狂热之时,不丹以国民幸福总值(GNH)取代GDP,向全世界传递出“经济发达国”并不等于“幸福发达国”的讯息。收入虽低,但不丹这个重视传统与自然环境保护、自给自足而非盲目发展的国家,在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F)和莱斯特大学分别实施的各国幸福度调查中,于全球178个国家中分列第1位和第8位,使一味埋头增长的世界各国重新反思“幸福”的意义。
事实上,给“谁更幸福”排名很困难。因为把“幸福”这一概念数值化本身就不可能,判断标准也很含糊。因此各国幸福度调查排名因调查机构而千差万别。既有经济发展与福利相协调的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获得高分的情况,也有虽然贫困但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无压力生活的欠发达国家占据前列的情况。
但就韩国而言,评价并无太大分歧。对人均国民收入2万美元的韩国人的评价,更接近“不幸”而非“幸福”。在NEF的幸福指数中,韩国排名第102位。在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幸福度调查中,在178个国家中位列第102位。美国密歇根大学“世界价值观调查”所显示的幸福度指数,在39个国家中排第28位。在该调查中,韩国人的幸福指数甚至低于国民收入1万美元时代。
◇“增长”的阴影=妨碍韩国人幸福的因素很多。失业与非正规职大量产生等根本性的就业不安、高物价导致的生活水平下降、以进步—保守矛盾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社会不安与领导力缺失、两极分化带来的相对被剥夺感、激烈竞争的压力等都是如此。宋教授指出:“在追赶西方社会实现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掠夺文化比施予文化迅速扩散,保守与进步势力的对立并未朝建设性方向发展,而是呈现出只揭露彼此缺点的态势,国民的心态因此日益荒芜。”
也有观点认为,当下的心理不满是60年超高速增长的副作用。学界的通说是,在贫穷国家,经济增长直接带来幸福,但从国民收入2万美元水平之后,增长与幸福的联结便急剧弱化。幸福经济研究所所长赵承宪建议:“特别是韩国,以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制度、预期寿命等为标准的生活质量在世界上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幸福度却停留在中下游,这是罕见的案例”,“为提高幸福度,今后经济增长仍是必要因素,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推行治愈国民相对被剥夺感、体察民心的‘感性政策’。”
◇国民幸福时代能否开启=15日,李明博总统通过建国60周年庆祝辞宣布:“我们梦想的先进一流国家,是个人幸福与国家发展相协调的国家”,“将超越国民成功时代,开启国民幸福时代。”宋教授强调:“我对总统将国民幸福作为愿景提出持非常积极的看法”,“为消除对政治和领导人的不安,提出国家愿景并实现均衡增长十分重要。”
世界各国也正从单纯的增长逻辑中走出,将关注转向“国民幸福”。今年初,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在新年记者会上主张“幸福经济”,开始着手开发反映国民幸福的GDP;英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各国也在开发能够替代GDP、衡量国民幸福度的指数。
在提高国民幸福方面,很难找到唯一的正确答案。因为按收入阶层、按个人特性,幸福的标准各不相同。因此专家建议,政府的政策也不宜偏向某一个方向。赵所长强调:“在绝对收入较低的阶层,金钱转化为幸福的程度相对较高,但国民的品格已超越了只专注于金钱的贱民资本主义水平”,“重要的是推行让经济增长积累的财富在社会中良性循环、使金钱发挥应有价值的社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