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在海中倾覆,生还者为38人,言语不通,文字亦异。”这是《朝鲜王朝实录》孝宗四年(1653年)8月6日所载记事的一部分。乘坐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商船前往日本途中遇难的哈梅尔一行与朝鲜官吏之间的问答。“要去何处?”“是郞可朔其(长崎)。请务必把我们送往日本。”
然而哈梅尔一行在13年之后才得以离开朝鲜土地。在被押送汉阳、在全罗道被拘留之后,通过逃亡实现。经由日本于1668年返回荷兰的哈梅尔出版了《荷兰船济州岛沉船记》。哈梅尔的漂流记被译成英语、法语和德语,首次向欧洲社会介绍了朝鲜。
引人注意的一点是,书中对朝鲜绝不友好。相反,从朝鲜逃出后在长崎接受调查的过程,则间接说明日本人何等缜密。结果,哈梅尔漂流记在欧洲人心中植入了“朝鲜是比日本低一等的国家”的认识。
哈梅尔漂流记问世之后的1670年,VOC为推进与朝鲜的直接通商,建造了1000吨级商船“高丽号”并派往印度尼西亚殖民地。必要时甚至打算占领济州岛。这既是为与朝鲜直接贸易,也是为确保进军中国的桥头堡。
VOC的计划未能实现。原因是屈服于日本的压力——日本称若与朝鲜直接贸易,将断绝与荷兰的所有关系。驶向朝鲜的高丽号也调转了船头。假如朝鲜在17世纪后期能够通过荷兰接触西方文物,历史或许会走向另一个方向。哈梅尔漂流355周年,我们是否具备了能够主动、自主应对外部环境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