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的分析认为,2013年之后后京都体制成立、全球大部分国家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化后,其成本将达到天文数字。但反过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巨大市场的诞生,围绕由谁占据这一市场,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去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气候变化公约缔约方大会,有全球100多个国家参加。
温室气体减排必然伴随巨额成本。据三星地球环境研究所分析,发达国家每年用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约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0.5%~1%,2013年之后支出预计将进一步增加。实际上有诊断认为,若韩国在1997年12月气候变化公约第三次大会通过《京都议定书》时被纳入温室气体强制减排国,仅每年购买排放权的费用就达12万亿~15万亿韩元,韩国一半的工厂可能因此停产。
但可以确定的是,后2012时代各国温室气体减排成本的增加不可避免。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受益的群体(国家)。三星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委员朴灿宇解释称:“拥有低碳技术和碳排放权流通系统的国家将成为最大受益国。”
◇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规模 = 在温室气体减排上最积极的是EU(欧盟)。EU早在2005年就设定减排目标,启动碳排放权市场,主导全球温室气体产业。EU在比《京都议定书》更严格的、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20%的宏大计划之下,逐步推进气候变化方案。
EU认为,为实现《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眼下需要29亿~37亿欧元(4.5万亿~5.7万亿韩元),规模在EU GDP的0.1%以下。但2012年之后,依据欧洲自身气候变化综合方案的对策费用估计高达1330亿欧元(200万亿韩元)。人均负担额每年达350欧元(55万韩元)。
在亚洲气候变化政策上最积极的日本也投入巨额资金用于温室气体减排。据日本政府测算,到2020年温室气体较2005年减少13%,未来12年需要52万亿日元(510万亿韩元)。其中产业部门25万6000亿日元,民间部门26万7000亿日元。折算为年度则达4万亿日元(39万亿韩元)。
未批准《京都议定书》的美国情况也不例外。据其自身研究分析,美国仅为阻止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势头,未来20年就需要6万亿美元(6000万亿韩元),而要实现减排,未来40年需要10万亿美元。美国商会还给出分析称,为阻止变暖共需20万亿美元成本,这将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韩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有多大 = 韩国的减排成本将取决于目前全球正在通过会议讨论的后2012温室气体规制方式。减排首先按国家分配,再由各国在产业间分配。韩国将依据何种标准进行温室气体减排尚未确定,但2013年之后被纳入强制减排国几乎已成既定事实。目前政府正针对产业界分配开展详细研究课题。
据现代经济研究院分析,到2020年韩国用于温室气体减排所需资金最高将达26万亿韩元。从现代经济研究院近期发布的《气候经济学的崛起与应对战略》报告看,若按巴厘路线图,将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10%后的2亿360万吨水平维持到2020年,则购买碳排放权所需费用2010年最低为2万亿韩元、最高达20万亿韩元;2020年则为最低2万7000亿韩元、最高26万亿韩元。
这是以2010年碳排放权价格每吨54美元为基准测算的数值,报告指出,温室气体减排规制强度越大,企业的生产成本也必然越高。
三星经济研究所也发布资料称,若韩国成为温室气体强制减排国,在2013年开始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次强制减排期内被赋予较1995年减排5%的义务,每年最多将产生82亿美元(8万亿韩元)的成本负担。以此类预测为依据,也有观点主张,若假定韩国自2013年起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5年减少5%,实际GNP增长率将下降0.78%。
◇果实由谁摘取 = 温室气体减排也会造就另一批受益者。减排带来的成本支出不可避免,问题在于这些支出的好处最终归谁。这反过来也与谁能抢占以温室气体减排为代表的气候变化市场相关。温室气体相关市场大致分为▦抑制温室气体排放▦替代化石燃料▦排放权流通及相关服务市场等。
最终,拥有低碳技术并具备碳排放权流通系统的国家显然将成为最大受益者。EU与美国等在温室气体规制上相互对立,背后也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因素在起作用。现实是,如果韩国未能建立完善的温室气体减排系统和技术,也不能排除出力者是一方、得利者是另一方的局面。
澳大利亚排放权交易制2010年实施
向减排企业提供激励,新再生能源开发也加快步伐
澳大利亚曾与美国一同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但澳大利亚在去年巴厘岛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上签署议定书,正式宣布进入应对气候变化体制。对2013年之后被纳入温室气体强制减排国已成定局的韩国而言,有必要仔细审视后来加入的澳大利亚的应对战略。
首先看澳大利亚的气候变化战略,其设定了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0年基准上减少60%的目标。同时确立了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20%的目标,并已勾画出碳排放权交易制通过2009年立法、自2010年起实施的大致轮廓。
具体而言,在排放权交易制方面,自今年初起澳大利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NGO)等专家参与推进审议工作。载有排放权交易制设计方案的政府文件预定在2008年中期发布,随后年底还考虑公布中期温室气体目标。
从目前的讨论内容看,纳入交易的碳排放权种类包括固定能源、工业过程、运输、废弃物、农业和林业等。通常初期碳排放权交易仅以工业过程部门为对象,因此这被评价为颇具突破性。温室气体范围也不仅限于二氧化碳,还包括其余5种,共确定为6种温室气体。
引人注目的是碳减排激励的提供。一旦着手碳减排,澳大利亚企业相对于未减排的国内及外国企业,竞争力必然下降。澳大利亚政府考虑到这一点,正在研究无偿财政支持。据预测,目前澳大利亚政府若实施温室气体规制,将涵盖800家企业和事业场所,相当于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70%。
加快新再生能源开发也是澳大利亚政府的构想。澳大利亚政府设定了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20%的目标。新再生能源法律草案预计在今年年底出台。这一目标规模是原有目标的5倍。为实现该目标,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对深层地热、太阳热等新再生能源技术等基础建设进行大规模投资。
在此之前,澳大利亚以能源公司为中心,企业已自发开展碳减排,并由此启动了自愿碳市场。已有企业实现碳中和目标。在澳大利亚政府碳排放权制度正式实施之前,也出现了为筹措资金等而将燃煤电厂民营化的州政府。
但难关也不少。相当多的对象企业尚未建立完善的气候变化应对系统。因此有人提出,800家企业和事业场所中,为数不少的企业和事业场所可能在温室气体排放统计及资料收集等方面遇到困难。最终必须在短时间内掌握气候变化体系。为此,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制定技术指南。
大韩商工会议所可持续经营院研究员尹周勋解释称:“这种(澳大利亚的)气候变化体制改革,将成为1980年代贸易自由化以来实施的宏观经济上规模最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