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7月21日]交通安全对策不能迷信执法与管制
政府以大幅减少交通事故为目标,推出了以恢复所谓“车拍族”制度为首、以多种方式强化管制为主要内容的《交通安全综合实施计划》。从对策看,包括住宅区道路行驶速度限制在30公里以下、50cc以下摩托车强制挂牌、包括公交车和出租车在内的营运车辆强制安装行驶记录仪、加重酒后驾车处罚等,大幅扩大了交通管制和执法对象。若说对策有何特点,那就是大幅增加了对道路行驶车辆的管制与执法对象及范围。
我国交通事故死亡率高是事实,要减少事故,一定程度上扩大、强化管制与执法范围或许会有帮助。但不能以减少交通事故为名,一味把强化管制和执法当作万能之策。因为很难断定我国交通事故率高是因为执法与管制松懈。对车辆通行的管制和执法,与任何国家相比都绝不松散。
像我国这样对所有道路按路段密密麻麻设定最高限速、遍布测速摄像头的国家也很少见。由此征收的罚款数额巨大,这象征性地显示了执法强度。酒后驾车固然应当禁止,但像我们这样突然封锁大马路、给大多数市民带来不便来进行酒驾检查的国家并不多。
为安全而喊出的幼稚口号满天飞,包括闪动着毫无帮助的交通信息的大型电子显示屏在内,交通安全相关标志牌和设施也多到过剩的程度。甚至有人指出,这些不仅无助于交通安全,反而扰乱驾驶者视野,妨碍安全行驶。这与发达国家只保留道路指示牌等必要标志的整洁道路景观形成对比。
减少交通事故固然重要,但过度的管制和执法会带来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成本。要减少交通事故,应以对事故原因的实证分析为基础制定对策。例如,取消用于无助于安全的不必要交通设施的预算浪费,把这笔钱投入拓宽危险道路,事故也会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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