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通过气候变化公约后,已过去16年。如果气候变化公约是与环境相关的法律,大多数企业早就已制定全部对策,并完善了内部人力配置和业务流程。国民也会按照应对气候变化公约的行动方针行事。
但气候变化公约不同。从企业的感受来看,即便开展其他企业正在做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即便建立温室气体清单并完成第三方核查,仍难以摆脱某种不足的感觉。国民也只能对自己该如何应对感到困惑。
气候变化公约如同有机体会持续变化,因此至今应对方案一直在变,并且预计将根据2009年在哥本哈根达成的协议文本进一步变化。因此,企业若要更具成本效益地应对气候变化公约,仅关注现有成为焦点的领域是不够的。应在编制气候变化公约变化情景之后,评估自身企业特性及所属产业群特性等,制定可妥善应对的路线图并据此推进。
企业只要有这样的路线图,一切就都能解决吗?在变化多的地方,即便有地图,也会这里像那里、那里像这里,很难找到准确的路。此时需要的是指南针。
在应对气候变化公约的旅程中,能够扮演这一指南针角色的正是政府。政府应像指南针指示方向那样,提出企业应前进的方向,并时常检验该方向是否得到正确指示。截至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次综合对策,不仅在指南针角色上有相当不足之处,对对策实现程度的评价似乎也不够。
距第四次综合对策公布已时间不多,但若政府希望履行更完善的指南针角色,各部门、企业和研究机构就应相互共享所掌握的信息。应在这些信息基础上,分析综合对策是否可行、能否在国际谈判桌上发挥有利作用,以及对企业的影响如何等,然后再发布综合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