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垫底。这是以世界最高学历自豪的韩国国民在就业现场所面临的苦涩现实。
据Statistics Korea近期对韩国与OECD国家就业统计进行比较分析后发布的资料,以2005年为准,在OECD 30个成员国中,韩国大学及以上学历者就业率为76.8%,仅高于土耳其(76.1%),位列倒数第二(第29位)。考虑到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女性就业率必然偏低这一点,实际上可以认为韩国是最后一名。
辛苦完成大学学业的子女中每4人就有1人无法就业或放弃就业,对个人和家庭而言实在令人心焦,对国家而言更是极大的国力浪费。
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低的原因,可以举出韩国传统的学历膨胀和高学历女性劳动力就业率长期偏低等。但最重要的,我认为“无就业的经济增长”和“无就业的出口增长”才是最大因素。
通常,经济增长与出口增长会带来就业及消费增加的良性循环结构,但随着全球化及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发展,这种相关关系被削弱,近来这一现象更趋严重,带来了严峻的难题。
韩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99~2007年间每年保持3.1~9.5%的较为稳健的增长。特别是出口自2003年以后持续两位数增长,但国民在就业现场感受到的体感指数反而在下降。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高学历人力的高失业现象今后恶化的可能性大于改善。
考虑到原油等国际原材料价格暴涨和全球经济衰退等外部因素,加上政府将物价稳定置于比增长更重要位置的政策转变,以及韩国企业以削减成本为重点的自救努力,现实中很难期待就业条件改善。
但不能只是抱怨条件和环境。我们有必要借鉴德国。德国是超越日本、美国长期保持出口第一位的出口强国。德国去年出口额为1.2万亿美元,年增长19.2%,今年预计将达1.5万亿美元,增长15%以上。
德国去年实现2300亿美元贸易顺差,创下自1952年以来55年间持续贸易顺差的大记录。德国出口占整体GDP的45%,是经济支柱和增长的原动力。
这样的德国在仅仅几年前也曾因出口向好未能带动内需及就业增长,而不得不承受经济衰退和高失业。施罗德政府为打破这一局面推出了“哈茨改革”这张牌。
2002年,以大众公司常务理事彼得·哈茨为中心,由财界、学界、政界、劳动界等各界15名专家组成“哈茨委员会”,制定了《德国劳动力市场现代化最终报告》,施罗德总理在此基础上加入劳动、社会领域改革方案,发布了“2010议程”。
哈茨改革的核心是放宽解雇条件、新设反映民营体系的联邦就业中介机构、中小企业减税、退休年金保险年龄调整(65岁→67岁)、医疗服务改革、促进企业培训、强化学前儿童教育等。
随着这些措施发挥效果,迁往东欧的德国企业开始回流,中小企业创业活跃,失业问题显著改善。正如我们曾从“莱茵河奇迹”中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教训,希望这次能通过哈茨改革找到高学历失业问题的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