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停摆了。货运连带会的总罢工使釜山港等主要物流基地功能瘫痪。受此影响,产品出货延迟或停产的工厂接连出现。此次货运连带会的罢工被称为一个陌生的说法——“生计型罢工”,意即“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进行的罢工”。因为油价暴涨等物价飞涨,而业界的倾销竞争使收入减少,形成了干活也剩不下钱的结构。这也是非工会成员参与罢工的强度并不弱于领导罢工的货运连带会工会成员的原因。
此次货运连带会的罢工以“生计型罢工”之名,获得了许多人的同情与默许支持。连一听到“罢工”就过敏的保守倾向人士也认为“确有问题”。因为这与人人羡慕、生活尚可(?)的工会搞政治罢工有明显区别。如果并非自营业者自行组建的工会、而是货运连带会这样的团体为政治目的罢工,恐怕会被舆论痛批,一天也撑不下去。
对于“生计型罢工”,我们社会显然有需要共同承担的部分。货主、运输企业与货车车主都应以共生精神迅速化解罢工,原因也在此。
但这并不意味着“生计型罢工”可以无条件被容忍。正如“生计型犯罪”并非无罪一样。“生计型罢工”威胁他人生计、给国家经济造成致命创伤,不能一味宽容看待。尤其是对不参与罢工的车辆进行攻击,绝不可容许。
此次物流大乱最大、最直接的原因是油价暴涨。这并非韩国独有的问题。目前欧洲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亚洲的菲律宾、泰国、香港,南美的阿根廷等都因高油价陷入极度混乱。卡车司机在高速公路鸣笛示威或占据市中心,造成生活必需品供应受阻,各国备受困扰。
但没有一个地方像韩国这样因全国性总罢工而使国家瘫痪。这恰恰说明,对高油价这一外生变量未能在内部妥善应对,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祸端。
政府在油价上涨之时就应预见到此类事态,并应在物流大乱发生前促成相关方之间的协调。实际上浦项集团等几家企业已自行每月反映油价上涨部分。企业都已制定并实施高油价对策,而政府却袖手旁观,理应受到指责。
政府此前一直刻意视而不见,直到物流大乱使国家瘫痪,才宣布对货运连带会执行部严正执法,并公布对拒绝运输者中断油价补贴的强硬方针。此外,颇有“实用政府”作风地拿出了压迫货主这张牌,作为化解当前困局最省事的办法,向好对付的货主施压,要求其补贴运输费。这大错特错。
以这种方式无法解决物流大乱。解决事态的办法既不是恐吓正在进行“生计型罢工”的货车车主,也不是“只打好欺负的那一个”。由于政府这种找错方向的政策,货运连带会罢工正蔓延至自卸车等建设机械工会的罢工,并有向金属工会、公共运输工会扩散之势。
所幸政府虽迟但已积极研究切实有效的油价补贴和类似最低工资制的标准运价制,化解罢工出现了端绪。但仅靠这些还不够。应借此机会谋求根本性解决方案,包括简化由货主到中介企业、运输企业、货车车主的多层级物流转包流通结构,化解运输企业间固化的倾销结构等。同时应强化问题发生时防止扩散的应对体系。更重要的是,努力减少问题发生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