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2年高丽恭愍王时期制作的金属活字本《直指心体要节》,比被认为是世界最早金属活字的德国古腾堡金属活字铸造早了63年,这一点想必每一位韩国国民都会引以为荣。
然而,两种金属活字本的差别在于大众化。古腾堡的金属活字使马丁·路德得以印刷《圣经》,成为宗教改革的原动力,并对知识的传播扩散产生了巨大影响;相反,我们的印刷术只是少数统治阶层的专有物。从印刷术与社会变革的相关关系这一层面来看,《直指心体要节》评价较低也正因如此。
知识的渴求在增大,但因担忧识字群体增多会动摇性理学统治基础,而阻止通过书肆(即现在的书店)流通书籍的时代,正是朝鲜时代。
古典文学专家、亚洲大学教授李民熙,通过那些在朝鲜时代刊行却被指为反对儒教的“斯文乱贼”而未能见天日的书籍,寻找朝鲜时代多样思维的痕迹。
1508年前后出现的最早韩文小说《薛公瓚传》,因被认为包含佛教轮回思想和对国王的批判而被收缴焚烧,作者蔡寿(1449~1515)被罢职。儒学者为重建性理学秩序而从中国引进用以批判阳明学的书籍《困知记》《异端辨正》《学蔀通辨》等在国内传播后,反而造就了研习阳明学的在野势力。
作者说,把作为人质被带往清朝的昭显世子推向死亡的也是书。昭显世子记录其在清朝沈阳8年间之事的《沈阳状启》,使以亲明排金为名义掌权的西人势力陷入危险,最终他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离奇死亡。
作者认为,正如被基督教支配的西方中世纪被描述为黑暗期,500年朝鲜史也可界定为想象力受压抑的控制型社会。“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体会到与时代的真正沟通是否只能是以生命为担保的冒险。期待能够逆着我们时代纹理的知识生产可以延续为一种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