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5-07

[全球聚焦] 发达国家“投资保护主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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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内部报告中主张,为掌控新的世界秩序,美国必须培育本国金融产业。随后上台的比尔·克林顿政府以纽约金融界为先锋,要求各国开放金融市场。

韩国1995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并实现资本市场自由化,也可以说是接受了美国的全球战略。

然而,去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金融机构陷入不良资产困境,美国转而对外国资本加以管制。美国率先出手,欧洲和日本随之跟进,发达国家竞相筑起投资壁垒。

所谓投资保护主义正在扩散。其背后是,凭借高油价积累巨额石油美元的中东,以及通过高速经济增长赚取数万亿美元外汇的中国,其资本崛起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大买家,并开始收购发达国家企业;于是曾高举自由主义旗帜的发达国家纷纷收缩,筑起投资壁垒。

发达国家反而对外国直接投资(FDI)表示疑虑并关上大门,新的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抬头。《金融时报》(FT)近日报道称,发达国家不仅对中东和亚洲资本,甚至对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投资也表现出为难,发达国家全方位的投资保护主义日益公开化。

发达国家以主权财富基金为重点强化对海外投资资本的管制,并限制海外资本投资构成国家经济中枢的基础产业。

两年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国有港湾企业迪拜世界港口公司(DPW)试图收购美国集装箱码头及港湾设施,因美国国会反对而受挫。

对此,《华尔街日报》(WSJ)描述气氛称:“在美国,认为政府管制越少越好的观念正在急剧减少”,“问题不在于是否加强管制,而在于加强到何种程度。”

美国国内的外国投资环境日趋严苛。美国财政部下属对外投资委员会(CFIUS)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敏感领域本国企业的出售进行彻底调查,国会也频频以政治理由对并购交易设置障碍。

今年初,中国通信设备企业华为集团与美国私募基金贝恩资本联合试图收购美国通信安全企业3Com未果,也属同样情形。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中,巴拉克·奥巴马等有力候选人主张自由贸易的弊害,同样反映了美国严苛的投资限制。

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试图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时,华盛顿政界公开表露对中国的反感。律师事务所欧华伟凯(O'Melveny & Myers)的律师西奥多·卡辛格表示:“难以预测且反复无常的国会政治环境,对CFIUS的决定影响很大。”

新西兰最近也阻止了加拿大养老基金收购奥克兰机场的尝试,加拿大同样阻止了美国企业收购本国防务企业麦克唐纳·迪特维利。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卡尔·索万特指出:“全球范围内对FDI重新评估的动向近来十分明显”,“最近三年出台的与FDI相关的法案中,有30%~40%是与投资开放相去甚远的管制方案。”

在日本,英国对冲基金儿童投资基金试图增持电力公司J-Power持股的尝试,因日本政府反对而失败。《华尔街日报》指出,为对抗外资基金的并购尝试,近来引入毒丸计划等经营权防御措施的日本企业不断增加,已达634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16%。

毒丸计划是指在发生敌意并购时,向原有经营层支付巨额退职金,从而使并购难以实现的制度。最近,在成田机场上市之前,围绕是否限制外国人持有比例的激烈争论正在展开。这一争论的起因是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收购了运营羽田机场的企业20%持股。

为投资管制辩护的一方主张,管制仅限于能源、安保等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特定产业,因此并非大问题,但问题在于这种判断具有随意性。

咨询企业OCO Global首席执行官(CEO)马克·奥康奈尔批评称:“已成为保护本国产业标准的‘国家安全’定义过于多样,导致国家间产生混乱与猜疑”,“部分国家正把国家安全当作保护本国企业利益的借口。”

在化解次贷危机的过程中,美国花旗集团从阿布扎比投资局获得75亿美元注资,此后西方银行纷纷向中东和中国伸手求取救助资金。

有求于人时伸手,却仍未消除对中东资金是否与恐怖势力有关联的怀疑。索万特教授担忧道:“随着发达国家开始对FDI戴上有色眼镜,有可能为亚洲、南美等新兴国家提供保护主义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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