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国家与地方自治的根本,在于为国民提供"均衡"富裕生活的机会。"均衡"并非偏好理想化的平等价值,而是蕴含着平衡的价值。构成东方哲学根基的中庸之道,也意味着有条理的平衡。依靠国民税金维持运转的政府,同样应从中庸与平衡的角度来处理政策。
大城市的密集化,尤其是首都圈集中,是近代化与产业化的遗产。如今是地方化与信息化时代。地方兴旺,国家才能发展。地方若被边缘化,只会激化矛盾、扩大差距。首都圈膨胀的同时,地方的不满也在膨胀,正进入难以忍受的饱和状态。
先起跑者与后起跑者之间的距离必须缩小。要超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害盘算和政界的政治谋略,需要具备平衡感的共生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不应以放宽首都圈管制来动摇均衡发展的框架。对已密集到再无一物可容纳的首都圈实施管制,是不可避免的现实选择。放宽首都圈管制,只有在地方活跃化与平衡扎根之后才能考虑。
如今是共生与分享的时代。若坚持要独占一切,共生将走向相克,分享将走向分裂与矛盾。万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相克与矛盾升温,谁来承担责任?这绝非小问题。地区竞争力振兴,国家竞争力才能提升。像现在这样只依赖首都圈,是根本不可能的。
政府应把首都圈管制这张牌用于同时抓住首都圈宜居化与地方发展这两只兔子。必须严肃认识到,若只代表眼前可见的首都圈利益,整个国家根基都可能崩塌。地方也应从以扩充社会间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转向带动就业创造的方向,付出艰苦努力。
彼此分享越多,利益反而越大。为地方发展而具备平衡感,既是时代命题,也是不可逆的大势。在均衡发展之美学开花结果之前,"先培育地方、后放宽首都圈管制"的原则不能动摇。唯有如此,才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