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4-17

三星特检有关秘密资金及政界官界游说疑云的侦查结果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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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布侦查结果之前,先说几点

三星集团特检组自去年12月10日特别检察官获任命以来,在全体国民密切关注之下历经120余天、4个月展开侦查,现在公布侦查结果。

我认为三星集团特检组的此次侦查不仅对我国经济、而且对整个社会都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侦查期间,来自各界各层,或依政治信念、或依私人利害关系,出现了内容各异的众多劝告与批评。 当然,其中也有出于赤诚之心的意见,但不负责任的诽谤、捏造虚假事实、歪曲事实等中伤与陷害也大行其道。

然而,我敢于表明,我们特检侦查人员全体都深刻认识到此案侦查的历史重大性,在以下侦查原则和信念之下,怀着唯求查明真相的信念与决心,竭尽全力进行了侦查。

▲ 三星集团特检组依以下四项侦查原则展开侦查。

第一,在三星集团特检法规定的侦查对象范围内,选取重要且可侦查的部分重点侦查。

第二,对侦查对象不设禁区、彻底侦查,并尽可能对所提出的各种疑点如实查明真相。

第三,在侦查过程中遵守法定程序,将扣押搜查、拘捕人身等强制侦查限定在必要范围内并最大限度自我节制,以免侵犯人权,也避免不必要地妨碍正常的企业活动。

第四,对查明的侦查结果,依法律与原则严正、合理处理。

依上述原则侦查的结果,得出下面所述的侦查结论。

▲ 侦查结果

1. 首先说明爱宝乐园案的侦查结果。

爱宝乐园案的内容是,三星集团集团会长李健熙以显著低廉的价格发行爱宝乐园的可转换债券,让李在镕等子女认购,从而实现了三星集团集团支配权的转移。该案起因于8年前2000年6月30日向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提交的举报书,由此开始侦查。

对此,检方经过约3年的侦查,起诉了爱宝乐园代表理事许太鹤等2人,一审、二审均判决有罪,但对李健熙会长等被举报人的调查却未能切实进行而被搁置,因而一直受到质疑,此案成为本次三星集团特检组的主要侦查对象。

三星集团特检组认为,若无集团会长的批准和集团秘书室财务组的有组织介入,此类事情不可能发生,于是彻底审阅卷宗、分析相关资料,并传唤调查了包括会长李健熙在内的全部相关人员,最终确认:在会长秘书室有组织介入之下推进了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可转换债券的放弃认购以及李在镕兄妹的债券认购程序,且可转换债券的发行采用了非法的第三方配售方式,同时以显著偏低的价格发行。

上述非法的可转换债券发行过程,由当时隶属集团秘书室财务组的理事金仁宙和财务组长柳锡烈等主导,向次长李鹤洙、秘书室长玄明官汇报,其内容又转达给会长李健熙。

据此,特检组认定李健熙、玄明官、李鹤洙、柳锡烈、金仁宙与已被起诉的爱宝乐园代表理事许太鹤等2人存在共谋关系,依《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等相关法律》以背信罪起诉。特别是李鹤洙、金仁宙并不在被举报人之列,系特检组直接立案后予以起诉。

对于Joongang Ilbo代表理事洪锡炫、三星文化财团理事长洪罗喜等爱宝乐园法人股东的代表理事,因其不知可转换债券的发行经过,也在不了解发行价格是否适当的情况下放弃认购,难以认定具有背信故意,且10年追诉时效已于2006年12月2日届满,故作出不起诉处分。

2. 接下来说明三星集团SDS附新股认购权债券低价发行案。

该案自1999年11月17日之后曾两次被举报至检方,但均获不予立案处分,宪法诉愿请求也被驳回。

特检组查明:当时结构调整本部财务组长金仁宙与资产管理负责人朴在中分析了非上市法人三星集团SDS的财务状况与未来前景后,判断若以低价发行附新股认购权债券并由李在镕等认购,可获取市价差益或上市差益,故有意以低价发行;并将此事向当时的结构调整本部长李鹤洙及李健熙汇报,还从李健熙处接到指示,要求不仅李在镕兄妹,李鹤洙、金仁宙也一同参与认购。

据此,对李健熙、李鹤洙、金仁宙以及三星集团SDS代表理事金洪基、经营支援室长朴周元,同样依《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等相关法律》以背信罪起诉。

3. 特检组对e-三星集团及首尔通信技术案也进行了彻底侦查。如已公布的那样,e-三星集团因背信嫌疑不成立而作出不予立案处分;首尔通信技术案系检方以追诉时效届满为由作出不起诉处分的案件,特检组得出检方处分并无不当的结论,未另行处分。

4. 接下来说明对三星集团集团前任、现任职员名义的疑似借名账户的资金追踪及逃税问题。

三星集团特检组以金勇哲律师的揭发和Samsung Securities前职员的威胁邮件等为线索,取得了战略企划室借用三星集团前任、现任高管名义管理另外资金的资料,并对该资金进行了广泛的账户追踪。

期间,随着三星生命16%的持股被查明为李健熙的借名持股,进而查明战略企划室以三星集团高管名义管理的资金大部分为李健熙的借名资金,其总规模约为4万5000亿韩元,其中包括三星生命相当于2万3000亿韩元的部分。

特检组确认,管理李健熙借名财产的战略企划室财务线高管在管理过程中,利用1199个借名账户买卖包括Samsung Electronics在内的三星系列公司股票,获得差益5643亿韩元,并逃避了相应的转让所得税1128亿韩元。

据此,对会长李健熙以及管理借名财产的战略企划室核心干部——室长李鹤洙、社长金仁宙、战略支援组长崔光海等4人,依《特定犯罪加重处罚等相关法律》以逃税罪起诉。

5. 接下来说明三星火灾的秘密资金筹措与毁灭证据案。

查明1999年至2002年间,三星火灾财务负责人指使下属伪造会计账簿,做成已将未支付保险金下发至分支机构的假象,实际上利用借名账户筹措了9亿8000万韩元的秘密资金,并随意使用。 此外,还查明在特检组取得法院令状对三星火灾办公室执行扣押搜查期间,负责电算的常务将属于扣押对象的会计资料从电算系统中删除。

特检组追究筹措秘密资金的责任,依《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等相关法律》以贪污罪起诉了当时的财务负责人、现三星火灾代表理事黄太善;并以毁灭证据罪和特检法上的妨害职务执行罪起诉了经营革新室长金承彦常务。

6. 关于三星秘密资金被提供给2002年大选资金及最高权力层的疑点,说明如下。

未发现2002年三星集团向政界提供的大选资金出自三星集团秘密资金的证据。 此外,三星集团当时购入并称仍在保管的相当于443亿韩元的债券,至今仍在保管之中,没有流通痕迹,无法判定其中部分债券被提供给最高权力层。

另一方面,对提供给大国家党的约330亿韩元债券中用途不明的约80亿韩元债券追踪其用途,结果查明约13亿韩元由当时大国家党高层干部使用,但因其已因违反政治资金法受到处罚,决定不再重复处罚。

7. 接下来说明对政界官界的游说问题。

在三星特检启动之前,自去年10月29日起数次,曾任三星集团结构调整本部财务组常务和法务组长的金勇哲律师主张:三星集团以秘密资金在每年节日和暑假期间,向检方数十名主要干部定期提供数百万至数千万韩元的贿赂;向韩国国税厅、韩国金融监督院、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等则定期提供多一个“0”的巨额款项;并通过向政界、媒体、市民团体、学界等整个社会提供钱财,构建广泛的游说网络来经营人脉。

特检组自侦查初期即要求金勇哲提交据称由三星集团管理的检方干部名单,并就具体游说内容作出陈述,但他未提交名单,仅就已公开名单的前任现任检方干部及名单制作过程等作了部分陈述。 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对名单被公开的5名前任现任检方干部以及非公开提及的十几名检方干部展开侦查,另一方面调查了被指为游说负责人的30余名三星集团高管,核查了必要的账户追踪、航班乘机记录、高尔夫球场记录,并几乎调查了相关办公室的全部职员,进行了必要的侦查。

侦查结果显示,从曾任青瓦台法务秘书官的李容哲律师的陈述、出现在会长指示事项文件中的秋美爱议员的陈述以及会长指示事项文件的内容来看,存在三星集团内部是否构建了有组织的人脉管理体制并进行游说的疑点。

然而,据称负责游说的三星集团相关人员全体以及被指为游说对象的前任现任检方干部一致全面否认游说事实,在特检组广泛的扣押搜查与账户追踪中也完全未发现有组织游说的痕迹。

在只剩金勇哲陈述的情况下,就连金勇哲的陈述也随时间与场合而不一致,所称管理对象检察官人数或为数十名、或为40余名、或为50余名;游说金额先称最多1000万韩元,后又提高到2000万韩元;他一方面表示,尽管追诉时效已过、证据不足而无法处罚游说对象,但揭发的目的只是为了促使对三星集团秘密资金和非法继承案的侦查,另一方面又突然要求羁押侦查,检方侦查时要求特检调查,特检调查时又要求检方侦查,陈述与态度时时变化。

金勇哲对检方以外的政界官界、媒体、学界、市民团体等的游说,完全无法作出可成为侦查线索的具体陈述;在对金勇哲所指的三星集团游说负责人大部分进行彻底调查后仍未发现任何游说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时常变化的金勇哲陈述,就以三星集团已构建全面、有组织的游说体系为前提继续侦查,被判断为困难,故未再继续侦查。

▲ 另外,就被公开点名的高级公职人员说明如下。

①关于国家情报院长金成浩,金勇哲主张金院长于1999年春前后任昌原地方检察厅次长时,曾直接向其转交500万韩元的现金支票,但据航班乘机记录,1999年1月15日曾有一次前往金海,却难以视为当时是春季,也难以认定必然前往昌原。在其所称的管理对象期间即2000年至2002年间,金成浩历任大邱高等检察厅次长、春川检察长等地方职务,而对每年3次由何人以何种方式转交钱财,金勇哲无法作出具体陈述,故其陈述可信度难以采信。何况该事项追诉时效已过,特检组无需再作确认。

②关于总统秘书室民政首席秘书官李钟赞,金勇哲主张其于2000年夏前后前往三星总部大楼28层李鹤洙室长办公室,收取了金额不明的钱款。金勇哲陈述当时看到朴在中拿着钱信封上楼,但根据被指为目击者者的陈述及建筑物结构,难以采信。且该事已是8年前,追诉时效届满,刑事追诉或惩戒要求均不可能,故未再继续调查。

③关于检察总长林采珍受三星集团管理一事,金勇哲在第三次记者会上称“2001年其任首尔地方检察厅第二次长时,由金勇哲本人直接列入管理对象,由人事组长李友熙负责管理”;而在特检组陈述时则称“2004年初李友熙向自己断言‘林采珍是下一任首尔地方检察长’,当时还不清楚林采珍是谁,2006年林采珍就任首尔地方检察长后,才确信李友熙是林采珍的管理者”。金勇哲自身的陈述相互矛盾,加之李友熙称其于2001年3月由人事组长转任S-1社长,2004年初没有理由会见金勇哲。

最终,关于林采珍,金勇哲的主张本身完全不具可信度,故无需再作进一步调查。

④关于大邱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李贵男,金勇哲称曾看到其在管理对象之列,三星集团方面的负责人可能是裴正忠或李相大,但相关人员强烈否认。金勇哲一面称中途管理负责人更换而不知是谁,一面又称是高丽大学出身的社长级人物;然而金勇哲本人及裴正忠、李相大均为高丽大学出身,其称看过管理负责人名单却记不起来的陈述不可采信。此外,对3年间由何人以何种方式转交钱财,他也未能作出任何具体陈述;同时未发现李贵男介入司祭团揭发的任何证据。

⑤关于前国家清廉委员长李钟伯,金勇哲主张由第一毛织社长诸振勋负责管理,但李钟伯与诸振勋仅是经与诸振勋为高中同窗的岳父介绍而相识的关系,未发现其他特别关系,亦未发现可认定诸振勋为游说负责人的证据。 此外,对于金勇哲在特检组非公开陈述或在记者会等场合提及的十几名前任现任检方干部的游说嫌疑,也通过对包括三星集团方面高管在内的相关人员调查、账户追踪等进行了深入侦查,但或前提事实与事实不符,或完全未发现相关嫌疑;金勇哲本人也明确表态“很可能得出因证据不足、追诉时效届满等而现实上无法处罚的结论,故不再接受陈述”,因此无需再进行内查,对上述被点名的前任现任检方干部全体终结内查。

▲ 案件的特性

本次特检侦查所认定的犯罪事实,实际上是以严格的法律标准衡量并认定为刑事犯罪加以惩处的、长期内在于大企业集团即所谓财阀的企业经营及治理结构维持与管理过程中的违法乃至非法行为。 上述犯罪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源于企业、特别是财阀企业围绕所有与经营的现实条件与法律制度安排之间的脱节或不协调。

此类非法行为早已长期存在,在此前长期的检方侦查过程中,相关资料散失或因毁灭证据而难以取得证据,相当部分即使查明了非法事项,也因追诉时效已过而无法处罚,存在这样的困难。

▲ 处分:人身处理

今日提起公诉的犯罪事实中,背信行为所得利益额及逃避税额均为天文数字般的巨额,属法定刑很重的重罪。 然而,如前所述,本案犯罪是在现时点以严格的法律标准衡量并作为刑事犯罪加以惩处的、长期内在于财阀集团通过结构调整本部即现战略企划室这一组织维持管理其所属企业的经营及治理结构过程中的非法行为,与源于组织成员个人贪欲的典型背信、逃税犯罪有所不同。

此外,嫌疑人几乎全部承认了本案主要事实关系,支撑公诉事实的证据已经取得;而嫌疑人为大企业集团会长或最高经营者等核心中枢高管,若将其羁押,将造成企业经营的巨大空白与失序,在竞争极为激烈的全球经济形势下,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预计极大;同时考虑到嫌疑人的身份等,可认为在审判过程中并无逃逸之虞。

法律的适用与执行应具有普遍性,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不可容许。因此,对任何人都应平等适用法律,这也是极其理所当然的。但平等适用法律并不意味着完全无视适用对象所具有的个别特殊性或时代状况等其他因素而机械地一律适用。

从考虑此类特殊性的平等原则、即所谓普遍性特殊性的立场来看,鉴于前述各种情况,虽然本案被告人的犯行属重罪,但并不认为必须将本案被告人羁押后审判。

▲ 结 语

任何人都会认同:三星集团集团自创业以来,引领我国经济资本主义基础——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构建,为我国企业的先进化、国际化以及提升国家品牌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三星集团在企业内部也确实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如非法经营权继承疑点、企业会计的不透明、通过法律依据不明确的战略企划室组织直接控制各系列公司等。

我们侦查团队一致的期望是:此次三星集团特检侦查能成为一个契机,使其清除这些病灶,建立符合诚实(Trust)、信赖(Intergrity)、透明(Openness)、社会连带(Solidarty)等全球标准的经营体制,真正名副其实地重生为超一流全球企业,并由此实现我国企业整体的先进化。

以上,三星集团特检组的侦查结果公布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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