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英国之所以引入医疗保险,一个重要契机是1899年至1902年持续的布尔战争的经验。因布尔战争,英国首次引入征兵制,而征兵对象中竟有40%因体质虚弱和身体缺陷被判定不适合服兵役。连兵役都无法承担的虚弱“三等国民”无法维持“一等帝国”——这种危机感袭向英国领导人,作为对策之一,医疗保险由此出台。
韩国也是一样。根据1975年实施的全国实态调查结果,患病者中有40%未能得到任何治疗。国民平均寿命仅为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二水平,婴儿死亡率则是发达国家的两倍。1977年首次引入、1989年扩大至全体国民的医疗保险,使国民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得到划时代的提升。过去连去医院都不敢想的人们得以跨过医院门槛,得以维持健康的身体。正是这些人日夜劳作,创造了“汉江奇迹”。
然而近几年,强调医疗部门是提升国力的另一条途径的意见时有出现。这就是“把医疗服务培育为产业”的医疗服务产业化论。其主张是废除医疗机构强制指定制,允许医院拒收健康保险患者,并允许营利性医疗法人,使医院可以像股份公司一样运营。
还主张为使民营医疗保险市场更加活跃,应向民营保险公司提供健康保险的诊疗信息,并扩大对民营医疗保险产品的税收优惠。称只有营造这样的环境,才能促进尖端医学技术发展,增加医疗部门的就业岗位,减少国内患者外流。
然而医疗服务产业化论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医疗服务产业化论的要旨是“用医疗服务赚钱”。那么这笔费用由谁负担?吸引富裕的外国患者赚取美元,无人反对。但如果医疗服务产业化让本国国民和企业承担更多费用,那么“失”将大于“得”。
这一点通过走在医疗服务产业化前沿的美国的例子即可轻易确认。2004年8月19日的《纽约时报》诊断称,尽管美国经济复苏,企业就业增长却低迷,主要原因是急速飙升的民营医疗保险费,并转述了美国一位首席执行官(CEO)的抱怨:“这段时间公司销售额大幅增长,但扣掉医疗保险费就什么都不剩了。”
对于2005年通用汽车沦为垃圾债,人们也普遍诊断称,对员工过多的养老金和医疗费用负担是恶化收益性的主要因素。最近美国出现围绕民营医疗保险、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利害关系产生裂痕的说法,也源于此。
认为医疗服务产业化能促进就业的主张同样没有根据。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医院每张床位雇员数最多的国家是英国,而英国采用的医疗体系与医疗服务产业化毫无关系。众所周知,英国的医院大部分为国家所有,开业医生也具有准公务员身份。
这样的英国之所以每床雇员数最多,是因为患者的护理与看护完全由医院所属的护士和护工承担。每床雇员数为韩国数倍的其他多国情况也大同小异。只要像韩国这样由监护人和家属承担患者护理与看护,无论怎样设立股份公司医院,就业岗位都不会增加。
据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分析,以2005年为准,韩国有3万余张普通病床供给过剩。因此医院平均病床使用率仅为65%,比OECD平均水平低约10%。
创新医疗技术开发应持续鼓励,尽管仅限于部分阶层,对高端医疗的服务需求也应得到满足。但医疗服务产业化不应造成企业和普通国民医疗费用负担随之增加的结果。因为普通国民的医疗可及性可能恶化,并极有可能像美国那样因医疗费用削弱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即便推进医疗服务产业化,也应以有选择、有限度且渐进的方式进行,以将副作用降至最低。3月10日韩国企划财政部向总统所作的业务报告中,包含了以无差别且极为积极的形式推进医疗服务产业化的内容。
“失去健康就一无所有”这句话不只适用于个人。对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医疗存在的本来理由是保护和增进国民健康。不应忘记,让医疗部门切实履行其本职角色,才是对国家和社会最确实的贡献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