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4-03

[时论/4月4日] 法治主义的根基“证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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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韩民国宪政史上,特别检察官(特检)从未像如今这样支配着我们的社会。大多数国民恐怕只是把特检理解为政界人士惯用的选举策略之一。但若考虑到特检得以引入的背景、过程、结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副作用,这并非如此简单的问题。回顾迄今为止引入的特检案例,很难摆脱"只是浪费了时间和国力"的批评。尤其是当非政界人士成为特检对象时,往往会沦为政治牺牲品,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曾表示,对法官作出的判决比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更为信赖。其理由是,法官比国会议员更值得信赖。在韩国,从测定各职业信赖度的舆论调查结果来看,法官始终高于政界人士,由此也可见这番话颇有道理。

然而在当下的韩国社会,却正在发生与此完全相反的自相矛盾之事。即检方正在调查中的三星秘密资金疑案,却被政界人士以特检之名重新调查。而且,为瞄准1月10日的选举而启动的特检,经过第二次延长,预计将被政治性利用到大选结束后的下月23日。

更为可观的是,仅仅因为内部举报者进行了揭发,证据尚不确凿的犯罪事实就被列为调查对象。今后还会有多少一次性的揭发接连出现尚不可知,但正如金勇哲律师所言,"哪里需要什么证据,我就是证据"——面对这种式样的揭发,不仅检方,连国会都为之震动,这种现象无论怎么想都令人无法理解,这就是韩国法治主义的现状。

更令人担忧的是,特检可能沉溺于小英雄主义而成为堂吉诃德,或沦为伪装成正义的不纯势力的政治婢女。若特检沦为政治婢女,我国国民的法律利益就可能在政治权力自私的刀刃下被无情摧毁,出现悲惨的局面。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曾任三星集团高管的金律师所言属实,那么局面无异于把自己所犯的罪行举报成是三星集团所为。正如世间所议论的,金律师与其说是正义的内部举报者,不如说更接近于违反律师法、泄露内部机密的违法者。

在此前的参与政府时期,关于韩国是否真正存在法治主义的质疑不断被提出。此次实现的政权更替,或许可以看作是国民对实现法治主义更大渴望所引出的结果。今后,三星集团特检更宜从实现法治主义的角度去解开线索。为此,有必要将范围限定于对三星集团特检启动当时所提出疑点的调查。因为这条路可以成为阻止三星集团特检继续被政治性利用的良策。

同时,调查应限定于存在充分证据的事项。因为这既意味着实现采取证据主义的现行法治主义,同时也可能是保护嫌疑人法律利益的唯一方法。此外,有必要尽早结束特检。三星集团已因特检,在一年结算期中有近一半时间主要用于接受调查。这也意味着经营者因诉讼几乎放弃了本业。考虑到三星集团在韩国经济中所占比重,韩国经济的复苏也可能因诉讼而放缓。

看着此次三星集团特检,不禁让人怀疑:在韩国做企业家,是否只有自己放弃受法治主义保护法律利益才有可能?如果政界真想成为国民的代言人,现在正是应当深思国家经济究竟需要什么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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