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化是近来的热门话题。自总统就职演说宣布今年为“先进化元年”以来,各部门都在忙于制定先进化战略。
笔者愿将先进化定义为把发达国家的共有价值变成我们自身价值的过程。当然,发达国家的标准并无定论。但即便如此,经济规模庞大的中国或俄罗斯,或人均收入水平很高的沙特阿拉伯与百慕大,也不被称为发达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把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自由度作为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准,而互联网百科全书维基百科则以评价各国实际国民收入、教育水平、文盲率、平均寿命等人类发展程度与先进化程度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发达国家的标准。
从外形上看,韩国也具备了发达国家的形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新兴独立国家有140多个,而我国是其中唯一成功实现工业化与民主化的国家。1996年就已加入被称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然而过去12年里,内涵方面几无改善。这是内涵未能跟上的外形增长。本应随经济增长而当然发展的经济与社会体制、国民意识和价值观,依然一如从前。
特别是信赖、透明、诚实、遵守法律秩序等社会资本,若以指数比较,尚不及4万美元国家的一半。我们那副仿佛已成发达国家而趾高气扬的模样,在先行发达国家眼中,或许正是皇帝的新衣。
新政府决心哪怕从现在起也要认清我们的真实状况、为先进化重新出发,这令人欣慰。但看似像样的计划或口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西欧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后,用了200多年时间才构建起与之相应的社会资本。相比之下,我们在短期工业化、民主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与忍耐,才能引领我们成为新的先进一流国家。为实现韩国真正的先进化,需要以下五点。
第一,要把失去增长弹性的经济重新推上稳健的增长轨道。经济发展不是发达国家的充分条件,但是必要条件。因为不存在贫穷的发达国家。1995年我国国民收入为1万美元时,西方七国集团(G7)的国民收入水平为2万5000美元。原以为只要达到2万美元就能成为发达国家,可我们用12年达到2万美元收入时,他们早已迈向4万美元前后。据说即便考虑工业革命时期的物价上涨,当时世界人均国民收入平均也不到2000美元水平,可见发达国家的概念终究是相对的。因此,扩充潜在增长率、至少以快于G7的速度增长十分重要。
这种经济发展需要若干前提。首先,民主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必须成熟。其次是可持续增长。正如靠独裁权力或计划经济实现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先进化,以留给未来世代的生态系统为抵押的增长,也不能称为真正的先进化。
第二,必须建设遵守法律与原则的社会。至今仍有以“群体施压之法”“情绪之法”为名的犯法与违法行为横行。不能以被错误理解的平等主义主张结果平等,也不能让放任的个人主义侵害他人自由。据说国民总产值的1%因不守法者而流失。不能再让守法的善良国民承受损失。法律必须受到尊重,公权力必须得到坚决执行。
第三,是构建信赖社会。信赖(trust)是构成先进社会的重要价值。信赖源自透明与诚实。信赖能降低商业交易成本,是引导客户忠诚度的力量,也是减少劳资矛盾、使劳资合作成为可能的力量。因此,在积累了信赖的社会里,社会矛盾较少,劳资之间的大妥协也成为可能。芬兰、荷兰或爱尔兰所展现的劳资大妥协,都以这种信赖为基础。
第四,是建设“共同前行的社会”。通过自由竞争形成的市场必然会产生竞争的落伍者。政府的角色并不因营造自由竞争的场所、保障均等机会而终结。政府还须担起照顾竞争落败者、残疾人与老年人、妇女等社会弱者并缩小两极分化的责任。应向他们提供基本的教育、住房、医疗与福利。爱尔兰能从1988年的1万美元收入,仅用17年就高速成长为4万美元收入国家,其背后是政府不懈的消除贫困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国家必须在国际社会承担起作为世界公民的角色与责任。正如企业作为企业公民承担社会责任,国家当然也应积极参与世界各地发生的Kia、恐怖袭击、灾害等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