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浩奇 延世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林相勋 汉阳大学经营学部教授 崔庆洙 KDI研究委员 “社会成员的共识与理解。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大妥协,将成为突破近期危机局面的出口。”
Seoul Economic Daily配合新政府上台,自2月28日起分11次刊载的策划系列中提出,当下正是各经济主体之间亟需“社会大妥协”的时点。为此,本报赴海外各国现场采访,考察经济增长与创造就业的努力,并探索我国社会能否得出理想的创造性模式。
在收尾本系列之际,为再次检视、确认社会大妥协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本报邀请了长期深入追踪我国社会整体变化的延世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金浩奇、汉阳大学经营学部教授林相勋,以及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首席研究委员崔庆洙。
2月22日在本社11层会议室举行的座谈会上,与会者时而流露惋惜之情,时而热情地不断抛出替代方案。
▦金浩奇教授=我国社会也曾有以劳资政委员会为代表的大妥协经验。但回顾参与政府五年,认为我国社会更加分裂、矛盾更加扩大的评价占主流。社会大妥协的必要性提高了,但真正的大妥协却未能实现。
从这一点看,考察比我们更早推进大妥协的欧洲国家经验似乎也很有益。
▦林相勋教授=欧洲国家的社会大妥协,内容随时代而不同。1960至1970年代的大妥协是一种互有取舍的方式:工会接受抑制工资上涨,企业保障就业,政府抑制物价。
然而进入1980年代,经济危机来袭,面临财政赤字等问题的政府再无可给之物。因此转变为要求改革既有养老金制度的形态。结果当时的大妥协发展为劳资政共同思考重要社会政策的方式。可以说与我们当前所处状况在多方面相似。
▦崔庆洙研究委员=在把我们与欧洲作比较的过程中,我认为应考虑整体制度或行政水平的差距。参与政府虽增加了福利投入,但国民并未切身感受到,我想这与其说是共识结构或政策方向的问题,不如说是付诸执行的组织或制度推动力不足所致。
从韩国社会条件看,与欧洲不同,可以感受到在全球化过程中加深的弱势阶层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也就是说,解决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复杂、更困难。
▦林教授=爱尔兰案例中有趣的是,社会大妥协与社会经济发展一同演进。初期大妥协只是摆脱经济危机的手段,之后则被用作社会融合的方法。已达到把弱势阶层纳入社会、并积极加以利用以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水平。
▦崔研究委员=就我国而言,外汇危机之后需要大规模结构调整,因此劳资或劳政之间的谈判能够作为治愈社会矛盾的机制发挥作用。但此后贫困扩大成为当务之急,仅凭工会层面来承担确实吃力。
在收入差距反而扩大的当下,我认为政府政策应朝着照顾贫困阶层的方向,换言之,治愈矛盾的结构也应以不同方式转变。从这一点看,社会大妥协不应只是代表劳动者与使用者的阶层之间的协约,而应扩大到涵盖更广阶层。
▦金教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从小处入手,通过一个个共识逐步化解。不要贪大,从当下凸显的当务之急开始,以中长期方式逐步解决,就会是有意义的工作。
必须重视此前我国社会因各界各层矛盾而付出过高成本这一点。因此我认为哪怕慢一些,也要走向大妥协之路。
▦林教授=我认为应从矛盾所带来的正面功能角度切入。即便不安因素很多,只要确信能够在社会内部予以调整,吸引海外资本就不会有任何问题。进军中国的我国企业近来处境艰难,固然有工资上涨的原因,但更因为不确定性相当大。
社会大妥协也应视为在推进社会发展过程中控制不确定性的功能之一。而且我国不确定性与矛盾较大,为化解这些必须采取某种解法,不能只交给市场或政府。
▦金教授=回顾过去劳资政委员会或国民大统合圆桌会议等经验,在我国社会,某一个别集团要单方面贯彻自己的意见相当困难,但否决权确实会行使。
我认为大妥协最重要的条件是信任,但我们没有信任。也就是说,可以妥协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从这个侧面看,过去十年中间改革倾向政府所尝试的大妥协案例既有积极面,负面之处也不少。
▦崔研究委员=我承认劳资政委员会在我国经济危机当时发挥了作用,但此后运营过程中持续出现不正常状况。因为我国劳动关系结构中组织率毕竟偏低,可代表的范围也小,还存在无法处理国民性议题的局限。
因此,作为常设机构的劳资政委员会这样的框架,有必要再次加以检讨。
▦林教授=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时期,曾就劳资政委员会是否保留引发争议,但新政府上台后社会大妥协的可能性降低也是事实。支持现政府的大企业不希望大妥协,大企业工会似乎也认为不需要妥协。
但即便如此,我并不认为大妥协不可能。大企业也不会持续给政府支持。届时政府将会关注中小企业,也会认识到为扩大政治基础不得不处理弱势阶层问题。我想即使走向妥协,恐怕也需要一些时间。
▦金教授=总统本人曾说过“亲商(business friendly)”。意思不是要把各种对立势力全部包容,而是要重视企业部门。当然这也可能是全球化时代生存下来的有效战略之一。
但我个人的看法是,我国社会的问题无法仅靠亲商来解决。社会内部的利益调整也做不到。从这一点看,协约仍是有效方式,但现实条件显然已相当脆弱。
▦崔研究委员=我认为与其单方面判断是亲劳动还是亲企业,不如按主题思考协约的有效性。也就是“当下最需要妥协的议题是什么”。
例如非正规职问题就需要妥协。但青年失业或贫困问题等,除协约之外还有其他路径,因此难说妥协是更优方法。劳资政委员会未能顺畅运作,我认为也是因为试图以协约来解决过多议题。协约是否现实,应视当时的主题逐一判断。
▦林教授=我国社会最大的当务之急是就业问题。必须实现有就业的经济增长,必须保障优质就业。这不是劳资政各自能解决的问题吧。因此劳资政应聚在一起,经过对话过程加以解决。
还有,妥协本来就是“次优”。重要的是:只对社会成员中某一主体是“最优”、对其余是“最差”的方案,与对所有人都是“次优”的方案,哪一个更有利?我认为对所有人都成为次优的一方,可能是更好的解法。
▦金教授=李明博政府及各政治势力有必要积极关注妥协或协约。妥协的精神换个说法就是共生。就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社会的强者与弱者都要活下去。我认为多数国民真正想要的正是这样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