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韩国提出建议是个难题。不过我认为,应当营造劳资双方都能做出长期选择的环境。”(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副校长拉尔斯·马格努松)
“由于历史和环境不同,我认为荷兰模式无法适用于其他国家。只是为了追求共同利益,社会各主体都必须努力。”(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耶勒·菲瑟)
“谈论爱尔兰模式及其经验时总要格外谨慎。事实上爱尔兰是小国,没有别的选择余地。”(爱尔兰国家经济社会理事会秘书长罗里·奥唐奈)
在通过“社会大妥协”实现经济增长的欧洲强小国,记者所见的专家们无一例外地谨慎回应:“(本国)能否成为其他国家‘对标’的对象呢?”意思是,与当时时代状况相结合而形成的独特模式,很难适用于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他们的话语中透着浓厚的谦逊。
适合韩国国情的社会大妥协模式究竟存在吗?
关于韩国社会促成大妥协的前提条件,专家们指出:“恢复能够把对方视为伙伴的信任,是当务之急。”
首尔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张镇浩博士就此强调:“最迫切需要的是设身处地的精神”,“在势力关系带来的危机感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需要努力消除当局者与普通百姓之间的隔膜。”
在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团探访的欧洲大妥协成功国家,均能发现社会成员之间深厚的信任。
驻爱尔兰大使赵太庸评价称:“通过大妥协实现的稳定劳资关系,正是积极引进外资最重要的基础”,“其背后是各主体努力理解彼此。”
就社会大妥协形成共识,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另一块基石”。
“需要由政府和国民引导企业与工会的妥协过程。更具体地说,考虑到工会组织率低、难以期待企业自发性,应由政府和市民社会出面启动社会大妥协的讨论。同时,为了找出韩国新的发展模式,有必要开设持续开会直至得出结论的‘彻底辩论’式大讨论平台。”
这是专家们考虑到韩国无法照搬西方式社会大妥协的条件而异口同声提出的要求要点。
他们尤其忠告:“政府的作用最为重要。”意即说服劳方、资方乃至国民走上对话平台,是国家的职责。
虽然看似矛盾,但认识到社会矛盾无法仅靠政府努力治愈,同样重要。
“在新政府成立后‘社会大妥协’的现实环境已相当脆弱这一负面看法占主导的情况下,作为韩国大妥协首个案例的劳资政委员会正推进扩大改组,这给人希望。韩国劳动研究院的李长源博士表示:“现政府也深知大妥协的效用,因此今年全年都会为往哪个方向前进而苦思。”
政府成立初期劳政之间对立即趋尖锐,厌倦了“斗争”的国民迫切期待韩国社会的新范式。就如何实现社会大妥协的方法论展开创造性讨论,已是当务之急。
事实上,大妥协这一主题在韩国社会也已激烈争论多年,始终不曾远离。参与政府时期青瓦台曾主导尝试嫁接荷兰式社会大妥协,但因负面反应而未能跨出构想阶段。
随着Seoul Economic Daily以“社会大妥协”为话题推出连载系列,利益相关方再次分裂为“韩国社会大妥协时机已成熟”一方与“不符合韩国国情的不现实手段”一方,呈现出鲜明的视角差异。
大妥协不可能论者主张:“大企业缺乏接受妥协的政治环境,他们不可能接受高税率或经营透明化。”同时还指出,与瑞典或荷兰截然不同,韩国的工会组织率很低。
对政府作用的期待值处于谷底。就大妥协而言,甚至出现“官僚=不理性、无能的群体”这样直白的批评。甚至有人冷嘲:亲企业的李明博政府不可能推动社会大妥协,结果只会让强者更肥。
另一方面,也有人强调“现在正是应当提高大妥协呼声的时候”。
其主张是:克服当前韩国社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仅靠政府或任何单一经济主体的力量都不可能,因此必须通过“让步与妥协”实现社会大妥协。
李博士强调:“妥协的目的之一,是社会成员共同应对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包括油价在内的原材料困局以及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等影响韩国社会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妥协的必要性也随之增强。”
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团历时一个多月走访大妥协成功的欧洲国家后确认的,并非了不得的诀窍或精巧的制度。
距大妥协起步已过去数十年,如今他们仍把“通过对话达成妥协”作为核心价值,以化解大小矛盾、筹备未来。同时,他们也依然在痛苦的过程中,为守护社会整合与国家增长的价值而苦思和努力。
大妥协真正的基础,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所给予的“对通过对话达成妥协的无限信任”。
劳资政委员会委员长金成中强调“政府作用” “领导人有关心和意志,才能实现社会大妥协” “像劳资政委员会这样的社会大妥协要成功,国家领导人的支持极为迫切。在没有对话传统的国家,要通过对话达成共识,必须有领导人的关心和意志。”
经济社会发展劳资政委员会委员长金成中(图)11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政府的作用:“政府各部门必须积极利用对话框架、努力说服利益当事方,才能实现大妥协。”
作为韩国社会大妥协首个案例的劳资政委员会,曾于1998年2月通过《为克服经济危机的社会协约》而备受关注,今年迎来成立10周年。去年8月就任第八届委员长的金委员长,正在新政府成立后推进劳资政委员会的改组工作。
金委员长指出:“韩国社会根本上不习惯对话与妥协,把妥协者称为‘樱花’的非黑即白式思维广泛蔓延。”也就是说,韩国社会依然僵化的思维正成为通过对话达成共识的障碍。
金委员长强调大妥协的必要性称:“例如非正规职立法由政府单方面推进,在国会滞留了两年;而劳资关系先进化立法在劳资政委员会达成共识后仅一个月就在国会通过”,“如今已是无论自认多么正确,只有对方接受政策才能落实的时代。”
他尤其反复强调,在非正规职问题、化解社会两极分化等重大课题堆积的情况下,要让劳资政委员会这样的社会对话框架发挥效果,政府作用十分重要。
金委员长表示:“此前法律只要政府制定、发布立法预告即可,但像劳动问题这样利害尖锐对立的事项,必须相互协商解决”,“需要努力说服领导人予以关心并参与对话。”
金委员长还点出了政府部门对通过对话达成社会共识的漠不关心。他指出:“无论怎样请求出席,许多政府部门都不来参加劳资政委员会会议”,“如果认识不转变,对话框架难以发挥应有功能。”
金委员长又强调:“今后政府在推进政策的过程中,不能仅停留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层次,而要(与利益当事方)讨论、说服、妥协”,“这才是先进化政府应走的道路。”
对于作为韩国社会大妥协首个案例的劳资政委员会过去10年,他表示成功与局限他都承认。
金委员长表示:“在没有对话传统的韩国,劳动领域能够让社会对话如此开花,劳资政委员会功不可没”,同时也承认:“对于民主劳总不参与导致代表性不足等指摘,我们虚心接受。”他接着补充:“今后将处理民主劳总不得不参与的重要议题,以引导其参与。”
他在采访最后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将努力让劳资政委员会成为韩国社会大妥协的典范。金委员长强调:“韩国社会除劳动问题外,还存在环境、两极分化等众多社会矛盾,而化解这些矛盾最好的方法就是对话”,“将努力让劳资政委员会成为以妥协化解韩国社会矛盾的一个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