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南蔚山经营一家中小企业的李某(37岁)社长,今年年初收到韩国国税厅的一份纳税通知书后陷入了严重的苦恼。
去年父亲去世后接手公司的李社长,被课征的遗产税高达100亿韩元。这是以公司100亿韩元的非上市股票以及个人名下的不动产等合计200多亿韩元的遗产为对象征收的。对几乎没有金融资产的他来说,既要守住经营权又要进行设备投资,无论是以股票实物缴税还是处置不动产,都同样困难。
李社长表示:“在我周围,辛苦把企业做大的社长们即使想把公司传给子女,也因为超过50%的遗产税而暗暗发愁的情况很多”,并说“好在新政府表示要减轻承继家业的中小企业的遗产税负担,大家看样子都抱着期待”。
如今韩国国内中小企业创始人因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遗产税、赠与税负担,甚至打算干脆结束经营。虽想让毕生经营的家业延续下去,但第二代缺乏缴纳遗产税的能力,以致不得不采用变通或违法手段。更雪上加霜的是,遗产税率65%的实施时间也已临近,定在2010年。
然而他们只能在“继承了巨额财产,交这点税不是应该的吗”这种集体意识的压力下暗自发愁,无法公开谈论。
环顾国外,也很难找到这么高的遗产税率。德国对直系继承适用7%~30%的遗产税率。中小企业家业继承方面,英国给予100%、法国给予75%的扣除。也就是说,降低遗产税已成为全球趋势。
全南大学教授金永龙(经济学)指出:“把财富传给子孙的行为属于基本人性”,“越是让合法继承变得困难,围绕继承的问题就越得不到解决”。
如此高的遗产税率背后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情绪?专家认为,对“企业主=有产者”的反感根深蒂固。原因在于把作为“就业制造机”和“经济增长引擎”的企业,仅仅看作“企业主个人的钱”这种一维思维。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一旦失去活力,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都将困难”这一明确的市场原理被置若罔闻。
正如西方的经验所示,共生的社会大妥协要取得成功,首先要把蛋糕做大,并在公平分配的同时构建保护社会弱者的社会安全网。为此,首先必须切断“反企业制度(情绪)→企业萎缩→投资与就业减少、非正规职大量产生→两极化加深→反企业环境扩大”的恶性循环。首尔市立大学教授尹昌贤强调:“要实现经济的先进化,必须达到人均3万美元左右的收入”,“为此政府、企业以及普通国民都必须共享目标并付出相当的努力”。
最近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发布了一份意味深长的报告。根据以300家上市企业为对象调查的《韩国企业经营权防御现状》,从2001年到2006年,韩国企业在股市上用于分红及回购自家股票的资金竟高达69万亿韩元。相反,从股市筹集的金额还不到一半,为30万亿韩元。
分红或回购自家股票的资金与生产性投资相去甚远。如果这笔钱投入生产性设备或研发(R&D)投资,就业岗位显然会大幅增加。
那么企业为何如此煞费苦心地进行股价管理?其背后盘踞着韩国大企业对敌意并购(M&A)的恐惧。据全国经济人联合会,每3家上市企业中就有1家(31.2%)暴露于敌意并购威胁之下,而每4家中有1家(25.7%)诉称没有防御经营权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上市企业只有赚到钱就买入并注销自家股票,才更有利于防御经营权。此外,只有多分红,才能避开扬言要夺取经营权的海外金融资本的威胁。
尽管情况如此,韩国大企业可用于防御经营权的制度性装置却寥寥无几。差别表决权、黄金股、毒丸计划等只是别国的故事。当局至今也以改善治理结构为名,刻意回避设置防御装置。这等于犯下了把大企业的生产资源放任为金融投机资本猎物的错误。
政府与国民强迫大企业只采用一种治理结构,也是大妥协的障碍。全球企业的治理结构多种多样,各自发展出符合自身历史与环境的模式。没有哪个国家像韩国这样固执地把“股市支配的美国型”当作唯一的全球标准。瑞典早在70年前就由政府、国民与劳动者齐心协力创设差别表决权,培育瓦伦堡等大企业并分享蛋糕,展现出智慧。
与此相关,哈佛商学院去年底发布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结果:“企业治理结构有美国型、家族与集团支配的日本型、银行支配的德国型三种,其中哪一种更好并没有标准答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苏珊·伯杰在题为《我们如何竞争》的竞争力报告中强调:“企业经营或治理结构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才是正确答案。”
韩国社会如今也该从原点重新审视引发严重对立与分裂的治理结构争论,从实用的角度找出“黑猫白猫”式的解法。同时,企业在获得经营权与承继保障的同时,也应积极承担生产性投资、创造就业、稳定雇佣、减少非正规职等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双赢”的社会对话。也就是说,应通过社会共识,建立不是只让部分大企业和贵族工会得利,而是让增长与分配并行的韩国式发展模式。
全副武装 vs 赤手空拳 美国S&P500大企业99%拥有防御手段
韩国企业面对敌意并购威胁束手无策
“一方全副武装,另一方赤手空拳。”
全球并购(M&A)业界对未能妥善具备经营权防御装置的韩国市场如此嘲讽。
事实上,韩国上市企业在IMF外汇危机之后,由于强制公开收购制度、外国人股票取得限制等大部分监管被废除,毫无防备地暴露于敌意并购之下。
虽然进入新政府后,围绕经营权防御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动向,但有人指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姜万洙最近表示“为提供稳定的经营环境,计划研究引入差别表决权制度等”,但具体的立法动向尚未显现。
特别是考虑到近来全球钢铁、煤炭、粮食等原材料短缺加剧,各国政府带头强化监管措施的“本国保护主义”热潮兴起,要求以某种形式保护韩国企业经营权的呼声正在升高。
然而政府与国民却以改善治理结构为由,只是高喊“提高最大股东的持股”,韩国企业则只能束手无策地承受。
外国企业的情况截然不同。看美国S&P 500大企业,99.4%拥有毒丸计划、差别表决权等至少1种以上的经营权防御手段。平均防御手段数量为3.7个。毒丸计划是向除收购方以外的现有股东赋予低价折扣认购新股的权利,据说美国引入该制度后敌意并购几乎消失。
英国等欧洲企业在维持强有力的收购监管的同时,也允许个别企业采用黄金股、差别表决权、毒丸计划。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企业政策组组长朴圭元指出:“美国和英国经营权攻防制度的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攻击方与防御方之间的力量均衡”,“美国的攻击方与防御方都可以动用所有必要手段,英国则是进攻难、防御也难”。
最近欧洲最大规模的私募基金Permira凭借庞大资金实力正研究进入韩国市场,对冲基金登陆韩国市场已近在眼前,企业的危机感达到极点。就目前而言,韩国企业面对投机资本,为防御经营权所能做的,除了通过回购自家股票减少流通股数,或提高分红率以提高投机资本的收益之外,别无他法。
大韩商工会议所经济调查组组长孙荣基担忧道:“由于海外投机资本流入,韩国企业与其把闲余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不得不通过分红来保障外国资本的高投资收益”,“尤其是为阻止外国资本的并购而回购自家股票,导致投资萎缩”。
社会上仍有部分意见担忧,过度的经营权保护装置会放任大股东专横、妨碍资本自由流动等,产生副作用。但显然,只有让企业摆脱经营权烦恼、扩大活动空间,才能带来投资扩大和国富创造。
专家们一致表示:“现在正是综合考虑外国案例与韩国实情,引入适合韩国的经营权保护装置的时候”,“应通过修订Commercial Act等方式,为韩国企业提供差别表决权或毒丸计划这样的盾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