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3-06

[社会大妥协,不能再推迟] “经济主体共享长期目标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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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双方都应超越短期利益,创造出能够实现企业竞争力、生产率、就业与分配等长期目标的条件。”

作为社会大妥协“瑞典模式”权威的乌普萨拉大学副校长拉尔斯·马格努松(53岁,见图)对来自韩国的采访团直言,各经济主体只有先放下小小的贪欲,才能实现更大的目标。

瑞典以劳、资、政之间的社会协约为基础,同时抓住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扩充福利这“三只兔子”,从而建成福利国家,其经济发展方式为当今韩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指引。

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团到访乌普萨拉大学的2月18日,校园里天色早早暗下。时钟才指向下午5点,四周已一片漆黑。在灯火通明的乌普萨拉大学校园内,马格努松副校长的研究室堆满书籍和印刷品,几乎找不到落座之处。

去年11月曾访问韩国的马格努松副校长强调:“从历史上看,韩国与瑞典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工业化起步较晚。”他说,“瑞典之所以能够守住社会大妥协,是因为各经济主体没有埋首于眼前的利益,而是把长期目标看得最重。”

在充满朴素学者气息的十余平方米空间里,马格努松副校长以相当快的语速,就社会共识、增长与分配、领导力等问题侃侃而谈。

——据了解,您去年11月为参加北欧模式学术论坛访问了韩国、日本和中国。当时正值韩国总统选举前夕,您对韩国的发展模式有何印象?

▦韩国的国家战略不就是团结一致实现经济发展,并通过发展实现福利吗?这与瑞典有很多共同点。工业化历史不长这一点也相似。瑞典到1930年代之前矛盾和冲突十分激烈,可以说是工业化初期阶段必经的成长之痛。据我所知,韩国在1950年朝鲜战争之后开始工业化,期间也有很多矛盾。

——您指出两国历史发展过程相似,我很有同感。不过瑞典早在70年前就缔结了萨尔特舍巴登大协约,克服了矛盾与对立,奠定了建设福利国家的基础。这其中的秘诀是什么?韩国的劳资双方被批评为只想守住自己的东西,难以达成共识。

▦瑞典在1940年代之后,即萨尔特舍巴登协约之后,也有过大大小小的意见冲突。但之所以能够维持并强化该协约,是因为在长期目标上存在共识。特别是劳方从大局出发,为长期目标而行动。(这是指当时劳方即总工会力量明显占优,却仍然做出让步。)

——正好我们今天上午去了萨尔特舍巴登,实地看了大协约的现场。

▦原来如此,非常好。当时正是罢工频发、产业增长受阻的年代。企业无法生产,损失很大;工人也很难正常拿到工资。双方都是受害者。此前不久发生了大萧条,纳粹党也登场了。由于这些外部因素,矛盾有可能升级为内战,在危机情况下,瑞典国民达成了要在国内解决问题的共识。

——如果没有萨尔特舍巴登协约,也就是没有社会大妥协,会怎样?

▦这很难说,但一句话,瑞典的工业化、生产率以及社会保障质量的提升都会很困难。

——您指出萨尔特舍巴登协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劳资双方共享长期目标。瑞典达成共识的长期目标是什么?

▦在短期问题上分歧很多,但在长期目标上大家都同意。长期目标就是增长与福利。劳资双方都清楚,没有增长就没有福利。因此都重视经济增长、新技术和生产率提升。产业升级的必要性是共同认识。与其他国家不同,瑞典总工会(LO)对接受新技术非常积极。比如,他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失去竞争力的企业关门是发展过程的一部分。

——这是说瑞典总工会甘愿承受工人因解雇、裁员而生计困难吗?韩国至今仍在激烈争论是增长还是分配。

▦所以与分配同行的发展很重要。过去瑞典如果只强调发展,产业重组时工人是很难理解的。我不认为增长之后分配会自然实现,我怀疑那是否可能。如果分配做不好,增长也无法实现。1980年代英国推行国企民营化、削减福利等增长优先政策。当时对瑞典模式有很多质疑,也有人说瑞典也应缩减福利。

瑞典没有那样做,而是在分配的同时实现增长。结果是过去10年间,瑞典的增长率在欧盟(EU)国家中属于较高水平。先发展、后分配并不是好办法。

——在不确定的形势中要不失方向,劳资双方都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吧。

▦领导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缔约当时和之后,都有极左派或共产主义工会成员。但劳工运动的领袖们选择了理性、务实的路线,多数工会成员追随他们。从雇主方面看,瑞典雇主联合会(SAF)的核心是钢铁、机械工业的企业主。他们是大企业雇主,具有重视工业化、经济增长与福利的宏观和大局观点。代表性人物就是瓦伦贝里。

——瓦伦贝里的领导力如何?

▦瓦伦贝里并未在SAF担任主要职务。但他与工人保持良好关系,经常与总工会会面对话。瓦伦贝里也常就经济议题与社民党讨论。在工业化初期阶段,需要共同协商经济和产业政策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是,他为创造国家财富、创造就业、实现社会保障作出了很多贡献。还有一点很重要,与如今炫耀财富的中国富人不同,瓦伦贝里不炫富。中国和美国的富人喜欢展示财富、显示成功,而包括瑞典在内的欧洲富人则以这种行为为耻。(笑)

——瑞典通过社会大妥协,保障了瓦伦贝里等所谓财阀的所有权。据了解,差别表决权等是其手段之一。

▦从瑞典的经验看,对承认大企业的所有权(保障家族支配或经营权继承)并不持否定看法。但企业虽由个人所有,分配机制或雇用等仍有必要加以规制。例如不能随意解雇员工等。

——信任、守法、对弱者的关照等社会资本,是否也对形成社会大妥协、建成福利国家有所帮助?

▦社会信任也非常重要。合作精神、社会信任、富人的行为举止等,都是让社会大妥协成为可能的要素。从历史上看,瑞典国民大多是自耕农,因而具有平等意识,这一点我认为也影响了福利国家的形成。

——最后请您对韩国提一句建议。

▦这非常难。(他思考了很久。)劳资双方都应逐步营造能够作出长期选择的环境。要为企业创造能够作出长期选择的环境,并摒弃“企业是坏的”这种认识。不过,为了朝长期目标前进,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规制。

拉尔斯·马格努松副校长其人

同时追求增长与福利的“瑞典模式”权威

拉尔斯·马格努松是拥有500年传统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副校长,同时担任经济史系教授。1477年创立的乌普萨拉大学是北欧最古老的名校。

马格努松副校长是瑞典经济史及瑞典模式的权威,担任瑞典国家银行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而设立的瑞典经济学奖评审委员,同时也是SALTSA项目的负责人。SALTSA是与瑞典蓝领总工会(LO)、专业职工总工会(TCO)共同研究全球化下劳动阶层未来前景的大型项目。他著有《瑞典经济史》《经济语言的形成》《自由贸易的传统》等多部著作。

他长期集中研究兼顾增长与福利的瑞典模式,从其领导SALTSA项目可以看出,他在实践性研究活动上也很积极。不过他素以不偏向资本或劳工任何一方的客观立场而著称。

马格努松副校长近来专注于研究北欧模式对全球化的应对与变化。他去年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学术论坛,在题为《全球化世界中的瑞典劳动市场》的主题发言中诊断称:“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对瑞典体制的压力正在加大,但从近来的经验看,瑞典模式是可持续的(sustainable)。”

他还强调:“瑞典近几年能够维持相对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福利以及就业,得益于自1930年代以来延续下来的制度特征”,“在制度框架的底层,是强有力的社会伙伴。”

乌普萨拉大学设有艺术与社会科学、医学与药学、科学与工学三个学部,有4万名学生(含非全日制)在读。每年培养约4000名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教职员约6000人,其中包括500名正教授以及4000余名讲师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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